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考论

◎刘卫国

1944年4月17日,中国文艺界在重庆为老舍举办了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对这一活动,学术界多年来只是将其作为一件历史事实进行叙述,很少进行深入研究。七十年过去,这一历史事实已经笼罩上重重面纱,生发出种种问题。比如:为什么要为老舍操办这一活动?是谁在背后操办这一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有些什么人?这一活动对老舍做出了什么评价?这些评价是否符合实际?这一活动产生了什么效果和影响?这些问题,有的原本不成问题,但现在已经成为谜团;有的以前看不清端倪,但今天已经彰显出因果。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和分析。

一

不难发现,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的时间有点奇怪。因为1944年并不是老舍创作二十周年。1923年1月28日,老舍的处女作《小玲儿》在《南开季刊》2、3期合刊上发表,从这一年到1944年,老舍从事创作已经二十一周年。如果从老舍在新文学核心刊物《小说月报》发表《老张的哲学》算起,那么,老舍创作这部小说是在1925年,小说发表是在1926年,距离1944年又不足二十周年。

要弄清这个日期之谜,要看谁在操办这次活动以及为什么操办这次活动。1944年4月27日,老舍赠诗吴组缃。诗后有跋语云:“甲申初夏,在渝文友相约为予贺学习文艺写作二十年,组缃兄倡议最力。”^[2]其实,吴组缃并非真正的倡议者,真正的策划者是阳翰笙。阳翰笙1944年3月27日日记记载:“晨到会与胡风谈文协六周年纪念会事。他说他日内就要走,我来得正好,许多事都得由我去办。我又同他谈到老舍。他说他身体还好,希望我日内去看看他。是的,我同舍予快半年多不见了,我也是很想看看他的。”^[3]1944年3月29日记载:“晚,到《新蜀报》访老舍,谈甚久。”1944年4月8日记载:“以群来会。关于文协纪念会和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会事,商谈甚久。我本来打算写篇长文来纪念舍予的创作生活的,日来因心绪烦乱已极,恐怕又会写不出来呢!”^[4]4月14日又记载:“梅林来,商谈文协纪念会和老舍创作纪念会布置事,我派了云远和王琦去帮他的忙。午后又抑制着心中的烦乱,写了一篇短文向舍予祝贺。”^[5]从这些记载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到,文协六周年纪念会和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是由阳翰笙策划的。

抗战期间,阳翰笙受中国共产党委派,筹组文协并任理事,又协助郭沫若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先后任第三厅主任秘书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是党在国统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其背后的直接领导,则是周恩来。可以推测,阳翰笙策划的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授意。

中共方面为什么为老舍策划此次活动?人们通常会想到,这与老舍的身份地位有关。老舍当时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和总务组主任,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如果老舍没有这个身份,很难想象中共方面会为老舍策划这一活动。这里的反例是沈从文。1944年并不是老舍创作二十周年,倒是沈从文创作二十周年,但沈从文并不是文协负责人,中共方面自然不会为沈从文策划这种活动。

但在不是二十周年的时间办二十周年纪念会,其中显然还有玄机。以前学术界谈及此次活动,总是笼统地说是“为了表彰老舍在文学活动和创作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笔者认为,举办这次活动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共党组织试图挽留准备辞职的老舍。

1943年底,老舍在致陈白尘信中说:“身体不好,家属又来,此后‘吃饭第一’,恐难管‘文协’事务矣。”^[6]胡风也提起老舍“一再请辞”的情况,并提及老舍请辞的原因:“忍受生活上的困苦,被夺去创作的时间,招来一些非难和误解。”^[7]陈白尘和胡风都属于中共阵营作家。中共方面已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老舍试图辞职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非常重视统战工作,而文协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争取文协的领导权因此也变得相当重要。老舍在主持文协工作时,与中共方面一直互动良好,中共方面自然并不希望老舍辞去文协职务,为挽留老舍,必然要有所行动。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紧张,“由于当局之种种压迫,过去文化活动的方式已不能用,被迫产生新的方式。借文化人的红白日,郭沫若氏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张冲之追悼会等,以此方式进行一些文化活动。”^[8]中国共产党南方局曾为郭沫若举办过五十寿辰庆祝会,但要如法炮制为老舍庆祝生日,在时间上并不凑巧。老舍生于1899年,按照中国传统逢十庆祝的习惯,当时适合举办生日庆祝的年份只有1949年。不能举办生日庆典,而又要为老舍举办一次纪念活动,那就只能打着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的旗号吧。至于是不是二十周年,关系不大,“虽不中,亦不远矣”。这里有茅盾的例子,1945年6月24日,党组织为茅盾举办了五十岁生日祝寿活动,但据茅盾说:“1945年6月24日,热心的朋友为我举办了我五十岁生日的祝寿活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日。其实6月24日并非我的真正生日,1945年也不是我的五十周岁。”^[9]既然都能在不是生日的时间举办生日庆祝会,那么,在不是创作二十周年的日子庆祝二十周年,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创作二十周年”的提法,老舍本人并未提出异议。这应该不是老舍记忆有误。1935年10月起,老舍在《宇宙风》杂志连续发表创作自述,对自己的创作历程记述得一清二楚,老舍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并非从1924年开始创作。4月13日,《新蜀报》刊发预告文章《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4月15日,《新蜀报》又刊发文章《中国文艺界两件大事》,预告了文协成立六周年及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4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发文章《老舍创作生活已满了二十年》,4月16日,郭沫若在昆明《扫荡报》上发表诗作《民国三十三年春奉贺舍予兄创作二十年》。配合着大规模的宣传和预告,4月17日,老舍在重庆《大公报》、成都《华西晚报》上同时发表总结自己创作经过的文章《习作二十年》,将错就错,默认1944年为自己创作二十周年。

如前所述,“老舍创作二十周年”活动真正的组织者是阳翰笙,但老舍在赠吴组缃诗中却说“组缃兄倡议最力”,阳翰笙是中共党员,而吴组缃不是(吴组缃是文协常务理事,且兼任国民党高官冯玉祥秘书)。活动背后的策划者是中国共产党,但老舍却将其描述为“在渝文友”组织。也许,老舍对一切心知肚明,但以此方式淡化了此次活动的政治色彩,避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警惕。这也可以说是在自觉配合中共党组织的行动。

二

为了挽留辞职的老舍,中共方面以“创作二十周年”这个借口为老舍策划了一次纪念活动,虽然事起仓促、时间紧迫,但在活动的组织上,依然给力,相当成功。

首先,在活动开始之前就营造出了很好的氛围。《新华日报》《新蜀报》上刊发关于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会的预告,而在纪念会之前又成功地促成了老舍的连任。1944年4月16日下午二时起,文协六周年纪念会在重庆曹家庵文化会堂举办。这次年会讨论的提案中有四条,其中第二条是“本届理监事请连任一年案”,所有提案均获得通过。这意味着老舍将继续留任文协理事和总务组长,不会辞职。老舍的留任,其实已经宣告这一活动取得成功,剩下的只是好好庆祝。4月17日是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会召开日,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刊发短评《作家的创作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廿周年》,同时还发表茅盾的《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胡风的《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郭沫若的诗《文章入冠——祝老舍先生创作生活廿年》。重庆《新蜀报》发表邵力子等人联署、实际上由阳翰笙起草的《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同时还发表阳翰笙的《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贺的信》,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了梅林的《老舍先生二三事》,成都《华西晚报》发表以群的《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继续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活动造势。这些造势活动,基本上是由中共组织的,祝贺文章的撰写者都是中共阵营作家。

其次,活动当天出席人数众多,出席人员规格较高。

像这种纪念活动,往往是一看人气,二看规格。如果来宾冷冷清清,寥寥无几,纪念活动显然是失败的。来宾众多、人气旺盛,也就预示着活动成功了一半。4月17日下午二时起,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在重庆中正路百龄餐厅举行,出席者甚众。据《中央日报》翌日报道,“自动参加者甚为踊跃,座无虚位”,据《大公报》翌日报道,纪念会收到“四百多位朋友的祝贺和礼物,而且还有苏联朋友参加”。那么,纪念会的参加者人数究竟有多少,都是哪些人?这些问题原本不成问题,因为老舍曾带回家两件珍贵的纪念品,“一件是大会参加者的签到布,它是一块一米多长的宽幅红绸子,上面从各个方位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朋友们的毛笔签名,笔体各异,颇有看头。另一件是一本厚厚的中等尺寸的册页,内有朋友们分别赠他的祝词、贺诗和图画”,但据舒乙说:“父亲后来曾把这两件纪念品随身携带,带到美国,又带回北京。可惜,十年内乱期间,下落不明,只能在此记上一笔。”^[10]由于签名布已经遗失,今天已经难以一一列出参加者名单,统计出参加者人数。虽然难以统计出具体人数,但人数众多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据《中央日报》4月18日报道,邵力子在发言中曾说:“今日参加茶会人士之踊跃,足证社会对于舒先生敬慕之忱,与企望之重。在座有友邦人士,有民间艺人,故舒先生真是‘蜚声中外,深入民间’。”

规格则主要体现在来宾的身份上。来宾身份地位越高,说明纪念会规格越高。据《大公报》4月18日报道:“在茶话会讲话的有主席邵力子及郭沫若,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程沧波,顾毓秀,茅盾,张道藩,沈钧儒。”

在这些来宾中,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甘肃省、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当时任国民党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郭沫若是著名作家、学者,抗战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黄炎培是著名教育家,1941年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度任主席。梅贻琦是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邓初民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席。顾毓秀是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兼战时教育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社会部副部长、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时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程沧波曾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社长,当时任重庆《世界日报》总主笔。茅盾是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沈钧儒是著名民主人士,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可以说,这些来宾名气很大,地位很高。

在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之前,重庆文化界召开的纪念会有1941年11月16日的郭沫若五十寿辰纪念会,1942年12月30日的洪深五十寿辰纪念会,1943年9月7日的应云卫四十寿辰纪念会。应该说,在人数和规格上,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可以说仅次于郭沫若寿辰纪念会。不过,郭沫若是五四时期的元老作家,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不论是在文学地位还是政治地位上,郭沫若都高于老舍,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之人数和规格,自然难以与郭沫若五十寿辰纪念会之人数与规格比肩。但老舍纪念会只是仅次于郭沫若,而高于洪深五十寿辰纪念会、应云卫四十寿辰纪念会,可谓当时文坛第二盛事。像邵力子、张道藩、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程沧波、顾毓秀、茅盾、沈钧儒等人,均出席过郭沫若五十寿辰纪念会,也都出席了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

出席纪念会的来宾,基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方面邀请的。阳翰笙先起草了《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然后再找人签名,其中特别邀请了邵力子、张道藩等国民党高官签名,并以邵力子等人的名义发布这个《纪念缘起》。邀请国民党高官作为发起人和出席者,既替纪念会上了政治保险,又提升了纪念会的规格,从而让纪念会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和更好的舆论效果。这种方法,显然是沿用1941年底为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举办纪念活动的成功经验。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动员了几乎是整个文艺界、文化界和新闻界”^[11],还广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并找到国民党阵营高官作为活动发起人。这次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中共方面如法炮制,仍大获成功。

最后,4月17日下午的纪念会结束之后,郭沫若在自己住宅设晚宴继续为老舍致贺。据阳翰笙日记记载:“晚郭老、董老在郭宅设宴为老舍致贺。被邀作陪的文艺界的朋友,有三四十人之多,清华大学的梅校长也被邀参加。”^[12]中共方面在活动的安排上可谓善始善终,在纪念会曲终人散之后,还准备了私宅的晚宴,为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与之相比,国民党方面在活动中就显得没头没脑。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等人,出席了文协六周年纪念会,却并未出席次日的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显得对老舍不够重视。而国民党阵营也没有一个高官在自己宅邸设宴招待老舍。

文协虽说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协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支持,一直和国民党政府有关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共产党虽说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已取得合法地位,但毕竟是在野党。按照常理来讲,文协领导人创作周年纪念会,是应由国民党政府官方来策划和操办的。但实际情况是,共产党方面给予了老舍更多的重视,在活动组织和安排上殚精竭虑,因此也掌握了纪念活动的主导权。而国民党阵营显然是被动应付,敷衍了事。在争取老舍方面,共产党方面显然比国民党方面更为积极。

三

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节目丰富、气氛热烈。邵力子、郭沫若、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程沧波、顾毓琇、茅盾、张道藩、沈钧儒等先后致辞,致辞的大致内容,据4月18日《大公报》特写《衷心的答谢——记老舍创作廿周年庆祝会》中记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说:要继续为老舍无尽的二十年祝贺;要他在三年内完成计划中的百万字小说;要广泛地翻译他的著作,介绍海外;要放松这条勤耕的牛的牛绳,好让他有更好的发展;他是民主的象征;他是文艺界大团结的象征;愿他长寿到九十七岁,从今天起再辉煌五十年!”继而由老舍幼年同学杨云竹报告“二十年前之小老舍”。之后由老舍致答辞。最后是嘉宾表演。张瑞芳朗诵《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舒绣文朗诵郭沫若贺诗,白杨朗诵茅盾祝词,魏鹤龄、米兰等朗诵潘孑农作的《老舍之歌》,富少舫等人表演了大鼓、太平鼓词、金钱板、相声、武术、魔术等节目。嘉宾的表演非常精彩,据《大公报》的报道,说是“笑坏了在座人,笑坏了老舍自己”。

从新闻报道的中心看,这次活动娱乐性似乎有点超过了学术性,而在学术性上,又以赞扬与祝贺为主基调。应该说,纪念会这种场合,并不适合进行深入的文学评论,特别是批评性的话语更是不合时宜。以前学术界不大重视这次活动,可能跟上述原因有一定关系。但是,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中的一些纪念文章,还是透露出一些值得重视的信息,即便是一些夸张性的评价,可能也有其功能与意义。

先看阳翰笙起草的《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这篇文章高度评价了老舍的创作和文学地位:“中国新文艺的基础渐见奠定了,老舍先生便是我们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先生的创作生活事实上是与中国新文艺同时发轫,也将与中国新文艺日益堂皇永垂不朽。先生在我们新文艺上划出了一个时代,他肥沃了我们的园地,丰饶了我们的收获。”此外,郭沫若作诗祝贺老舍,诗中称说:“吾爱舒夫子,文章一代宗……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13]茅盾说:“在老舍先生嬉笑怒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14]胡风说:“在二十年的辛劳里面,舍予在文艺园地里印下了他底足迹。单就我三四年前读过了的《骆驼祥子》说罢,如果有真实的批评来照明,新文艺传统里而失去了它就会减轻一份质量的。”^[15]

应该说,以上评价不无夸张的成分。实事求是地讲,在抗战之前,老舍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名气并不大,老舍自己曾说:“平沪两大文艺本营的工作者,认识我的很少。”^[16]文艺界对老舍作品的评价也不高。老舍的好友罗常培说:“老舍这二十年的创作生活,文坛上对他毁誉参半。”^[17]特别是中共阵营,对老舍创作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如王淑明评论老舍的《猫城记》,批评老舍“没有在这些黑暗的背后,看出光明底微弱的影子来”,“认不清民众们自己的力量”^[18]。鲁迅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林语堂热衷于提倡幽默小品,担心他“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19],言下之意,将老舍视为比林语堂还低一等级的作家。老舍的力作《骆驼祥子》出版后,吉力认为,《骆驼祥子》“并不能像出版者的广告所说是一本‘巨著’”,“它之所以不能成为‘巨著’者,乃是它并未反映一些时代,也并未给看到社会的全貌,更只有扮演一打还不到的角色”。^[20]在红色的三十年代,中共阵营在文坛引领风骚,掌握着文化批评的话语霸权,可以说具有一言判高下的功效。当时中共阵营对老舍评价并不高。但是,到了这次纪念会上,中共阵营对老舍的评价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老舍成了“中国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在新文艺上划出了一个时代”,成了“文章一代宗”。老舍的创作特征被茅盾归纳出来,胡风则挑出并肯定了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这些评价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老舍的书写,老舍后来能够进入“鲁郭茅巴老曹”这样的文学史座次,应该说肇始于这次纪念会。

当然,这次纪念会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挽留试图辞职的老舍。因此,人们给予了老舍文协工作以高度评价。

《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这样评价老舍的文协工作:“先生不辞劳瘁地来创作,为宣传为团结,献出了他全部精神和力量。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与发展,主要便是他所护育出的硕大的成果。”阳翰笙在《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贺的信》中又异常亲切地说:“文协是我们全中国文艺作家的一面团结抗战的旗帜,六年以来你艰撑着这面大旗,我深知你流的汗最多,出的力最大,而且受的气也算不少,可你的精力却并没有白费,抗战需要文协;大家需要你,你的苦心你的劳绩,都会深深的铭记在心里的。”^[21]这里的“大家需要你”一句,明确表达了挽留老舍的意思。以群也以知情人的口吻说:“几年来,为了文艺界的团结,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知费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乃至叩头,作揖,只要是为了‘文协’,他不推辞,碰到困难也从不退避。”^[22]茅盾高度肯定老舍在文协中的工作,他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23]胡风也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老舍的钦佩之情:“在这六年中间,舍予是尽了他底责任的,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特别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委曲自己的那一种努力,就我目击过的若干事实来说,只有暗暗叹服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他底舍己的胸怀。”^[24]老舍的文协工作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一致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共产党方面试图通过对老舍文协工作的高度评价和肯定,表达对老舍辞职的挽留之意。

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深深地感动了老舍。据4月18日重庆《大公报》特写《衷心的答谢——记老舍创作廿周年庆祝会》中的描述,茶话会上的赞扬和祝愿、平息不下去的掌声以及“专门为他放的”鞭炮声,使“老舍激动得好像眼睛里起了泪花”。

纪念会的主要目的,在于挽留试图辞职的老舍。这个目的最终不仅达到,甚至可以说超额完成。老舍打消了辞职之意,继续主持文协工作,直到1946年3月出国才卸去文协之职。纪念会中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褒扬和肯定,又使老舍原本中立的政治倾向产生了变化。1945年2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进言》由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312人联合署名,其中就有老舍。老舍还发动了复旦大学的马宗融、陈望道、周谷城等人签名。《进言》的发表震动了国民党政府。据说蒋介石在震怒之余曾大骂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无能,质问他“为什么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产党拉了过去”。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产党拉了过去,这其中就包括老舍。可以说,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取得了共产党方面所需要的政治效果。

四

抗战之前,老舍无党无派,是个文坛边缘人。在选举文协领导人时,老舍才被推选为“班长”。当选为“班长”之后,老舍以其责任心和良好的人缘,将文协支撑了五年之久,但也弄得身心俱疲,萌生了辞职的念头。老舍没有想到,中共方面竟然策划和组织了一场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来挽留自己。纪念会隆重召开,中共方面在纪念会上高度评价了老舍的文协工作和文学创作,老舍从以前的文坛边缘人一跃而成中心人物,成为“文艺界团结的象征”,从以前的三流作家一跃而成“文章一代宗”。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初步确立了老舍的文学史地位,也使老舍在政治情感上进一步亲近了中共阵营,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老舍后半生的命运。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新文学研究学术谱系论”(编号10BZW077)阶段性成果之一

[2]转引自吴组缃:《同老舍的一次唱和》,1990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

[3]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

[4]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

[5]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页。

[6]老舍:《作家书简——老舍先生来信》,成都《华西晚报》1943年12月25日。

[7]胡风:《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8]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10]舒乙:《小星星》,《收获》1984年第2期。

[11]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12]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13]郭沫若:《民国三十三年春奉贺舍予兄创作二十年》,昆明《扫荡报》1944年4月16日。

[14]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15]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16]老舍:《自述》,重庆《大公报》1941年7月7日。

[17]罗莘田:《我与老舍》,昆明《扫荡报》1944年4月19日。

[18]王淑明:《<猫城记>》,《现代》4卷3期,1934年1月。

[19]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

[20]吉力:《读<骆驼祥子>》,《鲁迅风》第14期,1939年5月20日。

[21]阳翰笙:《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贺的信》,重庆《新蜀报》1944年4月17日。

[22]以群:《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成都《华西晚报》1944年4月17日。

[23]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24]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