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帅哥名媛

2.民国时代的帅哥名媛

岳　南

1943年6月7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来到抗战中的四川南溪县李庄镇考察访问。当一行拜会了流亡此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等人后，又转赴镇外的门官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访问。此时的李约瑟很想拜会一下陶孟和夫人沈性仁，意想不到的是，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名满学界的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死了。

当年浙江嘉兴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名动公卿，海内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推陈其美为都督，并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外加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时期，他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他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类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书香门弟，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在张謇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因沈氏家族的关系结识蒋介石，并受到蒋的重用，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翁文灏为主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出走香港。1949年后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生前留下了一部《钱昌照回忆录》，于他去世10年后的199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内容虽然简略，但信息丰富，为治民国政治、工业和教育史所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国内的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教授极力表示反对，海外也同样传出了极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谐之音，而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沈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秘书、民国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沈对黄河治理情有独钟，1946年夏，在南京市市长任上时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萨凡奇借此机会第二次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交通部”部长，任职六年。因派系不同，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的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怡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1932年11月《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氏珍断患癌症之后，希望他仅存人间的胞妹沈性元前去探视。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夫人的沈性元得电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的资料带去，征求这位水利专家对建造大坝的意见。当性元把资料取出时，想不到沈怡却拒绝阅看，他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沈性元怕回国后不好交差，一再婉转相劝，并说：“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云云。沈怡才勉强看了一下资料，写了几条意见让胞妹带回了国内。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具体意见如何，是否为国内高层和专家学者所了解，已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后来推测，“在当时，即使他的意见为国人所知，大概也会当作潜伏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反而会增加主建派的砝码”。事实上，许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运。沈怡生前还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五年后于台湾出版，其中对钱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评。

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在“五四”时期，就有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第五卷6期，六卷1、3期，1918年12月和1919年1、3月)。此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和《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在中国发表，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正是在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此后，他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注意，特别受到好友林徽因的激赏。

除文学戏剧外，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她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4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作家的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它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尽管曹氏没有谈及沈性仁的翻译之功，但若没有沈氏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类的故事》并大受影响，这一事实想来曹氏是不会否认的。

当年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常来石虎胡同7号参加聚餐会和新月俱乐部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还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胡适、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返平，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陶孟和与沈性仁便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里边的“科学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对号入座的话。

对于沈氏高雅的仪态与美轮美奂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倾羡、爱恋了一辈子的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大为倾心动情。并不常做诗的老金，自与沈性仁相识后，也一反常态地做起爱情诗来，他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之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表里。

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刚语）的胡适，曾主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人，就需要有几个女友，因为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写给家乡母亲的信中，说到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然后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胡适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谈，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渴望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

或许生性过于腼腆，或许心中过于忧伤，在清华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1924年9月5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透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俗世比喻。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点走向消亡。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的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由于川南一带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磺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与林徽因的遭遇几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孟和本人甚至同济大学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在陶、沈夫妇看来，或许西北清爽的空气和兰州城的医疗条件能使肺病有所控制。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沈性仁病逝的消息传出后，除了她的家人悲痛欲绝，许多相识的朋友也为之洒下了悲伤的热泪。费正清曾哀惋地慨叹道：“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1月23日晚上，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后，“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沈性仁在去世的八天前，还亲笔给远在昆明的老金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老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功夫就人天阔别”的残酷现实。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含血沾泪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光彩照人的女性。

老金认为，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入山惟恐不深，离市惟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文中又说：

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

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的叙事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内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韵味绵长不绝。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假如把老金与风流成性的情种徐志摩相比，金氏对女人的了解和洞见要比徐更透彻，更辽远，更有深度，也更能切近女人的心扉。

据沈性仁的小妹、钱昌照夫人沈性元说：“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事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

金岳霖对沈性仁心向往之，沈对老金也极为敬佩。沈性元说：“我从二姐偶然的话语里，得知金老搞逻辑学，写作有个少有的特点：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成厚厚的一迭稿了，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会把全部稿子毁弃，决不‘敝帚自珍’，更不会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会重新开始，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决不把自己所不满意的东西问世飨人。金老，当年的‘老金’就是这般著作治学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钦佩。”

作为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苍桑、生死离乱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但其内心的苦楚与孤寂自是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据当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当李约瑟到来时，陶孟和似乎还没有从失去夫人的哀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刚刚57岁就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变得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这个时候的陶孟和正领导所内部分研究人员，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进行调查研究。此前，陶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中央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1939年在昆明开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组织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它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诸领域，转到了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开始了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向协助政府解决问题的转化。在此期间，陶氏与研究所同人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并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

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他与他的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科学报告，因战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所统领的人民大众，却主动放弃了日本方面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的各种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而从李庄走出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自1952年被戴上了一顶“伪科学”的铁帽子宣告解体。陶孟和作为一个失去了专业依托的老人，晚年的人生也随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耸云端，摇晃不止，虚无飘渺的天梯。在忽忽悠悠的腾云驾雾中，陶氏再次发出了的久积于心的呼喊：“梦想是人类最有害的东西”，忧郁而终。这是当时在李庄时期的陶孟和与社会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没有料到的。更不可思议的是，2004年，一个捡垃圾的老汉在北京某地一个丢弃的废墟中，捡到一麻袋文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专家李学通研究员鉴定，这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所作的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但对这堆“废物”作何处理，无人理会。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