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绿林党”王金发:一个山大王的革命记
金满楼
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中有一节叫《盗官记》,2010年最火的电影《让子弹飞》即由此改编而来。若认真地说,类似荒诞离奇的事件发生在辛亥年后的可能性更大,其中的三个主角,买官者马邦德、盗官者张牧之与地头蛇黄四郎,在革命后的南方特别僻远县市中都不难找到原型。
话说江苏革命时,扬州来了个“假革命党”孙天生,此人说来好笑,他原是妓院里搬弄茶壶的杂役,想必革命党常在妓院搞革命,他耳濡目染,晓得了孙中山(当时还叫孙文)乃革命之领袖,偏巧他也姓孙,于是他也搞起了孙武的那套把戏,把自己冒充成孙文的族弟,待到改朝换代时,他叫上当地巡防营的几个老总,带着些兵,浩浩荡荡地往扬州发财来了。
进城时,孙天生骑着高头大马,身上裹满白绸,就像阿Q“革命畅想”中“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愚民们总以为革命党是为前明皇帝报仇,所以要身穿孝服——虽说没有板刀钢鞭也没有炸弹洋炮,孙天生凭着前导士兵手里“还我河山”、“光复大汉”的两面白旗,已足以令前清命官当街叩头如捣蒜,而群众们的夹道欢迎自然不在话下。就这么着,孙天生做上了扬州的第一任都督。
孙天生是有历史污点的人,手下又没有坚实的枪杆子,扬州士绅们当然不甘心屈居于这样一个龟奴之下,有好事者给人称“徐老虎”的徐宝山送信,这位由昔日大盐枭转正而来的巡防营统领立马率官军连夜过江,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这位假冒的“革命党”给“咔嚓”了,扬州都督之位,落到了徐宝山的手中。
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非常之际,搞“假革命”的投机分子层出不穷,“真革命党”也未必好到哪儿去。绍兴都督王金发就是个典型例子。
王金发是鲁迅作品《范爱农》中的真实人物,这位在革命队伍中闻名遐迩的好汉,原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喜欢舞枪弄棒,成年后投身江湖并当上了会党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革命时,王金发被当作人才给挖了出来,后来他跟在徐大哥的后面,去过日本,办过学堂,直到后来东窗事发,徐锡麟和秋瑾都被杀了,王金发只好转回老本行,逃入山中做起了“山大王”,鲁迅说他是“绿林大学出身”,也不算污蔑。
王金发虽然只做了半年的“强盗”,却在浙东留下了不少的传奇,这也是后来绍兴人把他称作“强盗都督”的原因。1908年后,王金发与另一位革命党人陈其美接上头,随后脱身去了上海。之后数年中,王金发扮演了一个“革命侠客”的角色,出卖友人的汪公权及告密党、绍兴劣绅胡道南便倒在其精准的枪法之下,就连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革命叛徒”刘师培,当时也险些命丧其手。
上海举义时,王金发在陈其美的召唤下率敢死队“一行三十余人奔杀制造局”,为上海光复出了大力气;之后,王金发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杭州,与蒋介石各率一路敢死队分攻抚署和军械局,杭州革命胜利的功劳簿上,也少不了王金发的一笔。只是,胜利的果实被汤寿潜等立宪党人夺去。王金发便借着搞“真光复”的机会,率领三百革命军浩浩荡荡地杀回绍兴,将原先导演“咸与维新”的绍兴前知府程赞清与“几个旧乡绅”(譬如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师爷”的章介眉)所拼凑的“绍兴军政府”推翻,自任都督。
王金发这次回绍兴,那真是衣锦还乡,出尽了风头。为迎接这位新都督的到来,绍兴民众排着队在西门外等了一天——结果没来。直到次日傍晚,王金发一行人才乘白篷船而来。来了之后,王金发的手下便像扔爆竹一样朝天乱放数枪,算是给民众们答礼。接着,王金发慢腾腾下船,慢腾腾上马,在左右的前呼后拥中,进城转了一圈。
王金发回来后,老朋友范爱农与鲁迅去都督府拜访他。据说,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忍不住上前摸了摸,赞道:“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被摸之后,王金发想必有些尴尬,但大家都是熟人,也不好发作。
王金发当了绍兴都督,昔日的江湖兄弟们自然蜂拥而至,他的部队,很快由三百人扩充到一个旅,之后便是一个师。如此建军速度,兵员素质不消说了,军纪也成了大问题。但王金发对昔日弟兄不便过分约束,其所部勒索敲诈、滋扰民间之事,由此多有发生,屡禁不止。
事情搞大了,王金发就拿出绿林规矩,亲自捉人,不经审讯便杀,如后人给他写的《行述》中记载的:一日王微服查缉,见有兵士在店强买,立命捉之出,举枪疾击死之。又一日,查得有屡在途调笑妇女之兵士一名,暗记其营哨号数,归召其排长及该兵至,将该兵士缚大树上,先以军棍击排长十百下,数其纵兵殃民之罪,然后起身自举枪,毙此士兵……
王金发在杀人方面毫不手软,被杀的也不止那些匪兵。之前反对革命、鱼肉百姓的地主恶霸们,这下倒了血霉,先后被镇压了五十多个,其中还有不少是王金发亲自动手。
当了都督后,王金发仍保留了很多“山大王”的做派,譬如开仓放赈,开监放囚,据说狱囚们还拿到了丰厚的遣散费,“少者三十元,多者一百元”,皆大欢喜。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当然是绿林做派的一部分。在隆重公祭徐锡麟及秋瑾等革命先烈并厚恤其家属之后,当年曾参与谋害秋瑾的劣绅们吓得四处鼠窜,那位负有直接责任的章介眉未及逃脱便被王金发抓住。按说,这老小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就对不起革命先烈,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王金发最后竟然用非常戏剧性的方式释放了章介眉,他派出16名卫兵用轿子抬着,将之浩浩荡荡地送回家。原来,章介眉将一半财产,即田产3000余亩,现洋5万元,痛痛快快地捐献给绍兴军政分府。
王金发这样做实也是无奈,因为他的队伍扩张那么快,小小绍兴一府八县,不过半年多时间就招了一个师,这么多人要枪、要饷、要吃饭,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得不到满足就要搞出事来,而王金发又生不出金子银子,他只有向绍兴的父老乡亲们伸手了。如《让子弹飞》中编的,鹅城的赋税收到了90年后,王金发没有那么过分,他在减免了当年的田赋后却也搞起了提前开征。
绍兴的盐茶两税一向是大头,王金发自然不会放过,他给来了个加重征收;清末的富人们大多有抽鸦片的传统,王金发对症下药,在严禁鸦片的借口下,其指使手下对地主乡绅们大肆勒索乃至于没收田产。王金发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绍兴人的强烈反感,以至于50年后的乡土史调查中,民间老百姓仍清楚地记得这样一首顺口溜:“吃的油,穿的绸,迟早要杀头”。这骂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金发一伙人。
权力没有监督,想不腐败都不行。正如鲁迅说的,有些人进城时还穿着布袍子,不久就换成了皮袍子,“而天气还并不冷”。王金发闹革命时,家里倾家荡产还欠下不少的外债,王金发的老母甚至寄食庙堂,形同讨饭。等做了都督,情况就完全两样了,王金发派兵挑着洋油桶,桶里盛满银元,回老家加倍还钱。还有,金发哥一人得道,亲戚们也就鸡犬升天,不管是之前来往或不来往的,只要肯来都督府,王金发来者不拒,一律赏钱,弄得这些天里,王家亲戚相望于道——都往绍兴走亲戚来了。
清末一向买官卖官,这是革命党人最痛恨的。王金发没这么干,但他禁不住别人阿谀奉承,也缠不过自己的亲戚故旧,因而肥缺大多给了这些人。譬如他的舅舅当上了盐税局长,他的姨表兄弟们也捞了个酒捐局长、禁烟局长之类的干干。至于之前对他有恩的人,这回就像买了个绩优股,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反正金发哥现在有的是权,有的是钱,摆摆阔也不过分。
说到摆阔,王金发是无师自通,绝不干那衣锦夜行的傻事。平日里,王金发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乃至田间村坊招摇过市,大抖威风,唯恐别人看不见。王金发还是个孝顺孩子,之前老母因自己革命吃了不少苦,这回得好好补偿一下,王老太太也就住上了洋房,用上了抽水马桶,王金发还专门为她布置一栋佛楼,老太太拜佛念经,都有雇来的尼姑陪着。王金发的外公也被接到都督府,事出意外的是,进门时随从鸣炮欢迎,差点把老人家给吓晕过去,之后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没不久,死了。
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王金发也让人颇有微词。正所谓“英雄好美女”,王金发是英雄不假,“寡人好色”,当然也不能免俗。当时有人送给他一个美婢侍寝,王金发笑纳之后,成天抱美妇,挎洋枪,“各乘骏马,驰骤郊外,以为笑乐”,如此放浪形骸,还以为大丈夫当如是焉。王金发平时喜欢讲排场,都督府里一向警卫森严,外出则左右前呼后拥,就连小老婆回娘家,也要带着卫队,一路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潜意识里,王金发恐怕认为,今天的风光乃是他出生入死换来的,享受一点,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如此一来,王金发的革命性质完全变了,“造福百姓”变成了“鱼肉乡亲”,“为民请命”更不要提,简直就是要了老百姓的命。
好在王金发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在全国统一政令、撤销各地军政分府及舆论的压力下,王金发终于在老百姓的口诛笔伐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不过,他在这八个月里还是大有收获,那就是手握几十万的大洋,之后在上海滩上花天酒地,豪饮豪赌,还收了名妓花宝宝,买了座小洋楼,成天醇酒妇人,安享温柔富贵。
“二次革命”后,王金发意志消沉,与革命党人渐行渐远,据说后来还入京投靠袁世凯,后因“一匪未缉,空有自首之虚名”而被浙江督军朱瑞诱捕,最终于1915年6月2日被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
令人慨叹的是,在风云变幻之际的当年,有多少革命故事,就有多少王金发——不过王金发好歹是享过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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