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

（四）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扩散，是出现在内源现代性国家与外源现代性国家文化交往中的一种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现象。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Tomlinson，又译为汤姆林森）在其著作《文化帝国主义》中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话语的剖析，认为帝国主义已被“全球化”取而代之，文化帝国主义变成了文化的全球化，因而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文化的影响，即把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漩涡之中。这种文化的影响代表了一种解放的力量，它所带来的同质化不是一个“必然负面的特征”，^[31]是当今文化交往中一个不能幸免的文化宿命。汤林森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断是对文化交往所作的一种功能主义的分析，忽略了文化交往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民族性等问题。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解剖和分析是从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四种话语体系展开的。

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汤林森认为，媒介是中性的，只是平等地扩散而不是强加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因而用媒介帝国主义来表达文化帝国主义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那些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研究的分析层次通常是政治经济方面或制度方面的，并没有真正分析文化支配这个特定的层面。即使对媒介所产生的林林总总的文化效果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也仅限于媒介机构与媒介文本，无法证实这种文化效果所产生的冲击是否存在，也无法判断观众如何“回应”所谓“帝国主义的文本”。究其原因，在于“文化乃是实体的生活经验”。^[32]每一种特定的话语都有它的独特之处，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吸引观众服膺其逻辑。观众的积极主动、繁复而具有批判性的自觉远远超出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家的想象。这即是说，观众是对实体生活进行互异体验的“主动观众”，^[33]他们在接触媒介的时候，往往“把他们得自其他文化资源的认知加以应用”，^[34]并不像媒介批判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容易受骗。因此，媒介只是众多运作要素的一种，只是一个渠道，而并非现代文化的核心，更不具有意识形态性。媒介帝国主义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表达就这样被消解了。

对于民族国家的话语，汤林森认为，相对统一的民族国家文化作为现代世界的常态，这恐怕是一场误会。所谓“民族国家”之说，很少能够与现实相呼应，因为很少国家的民族群的组合称得上是同质的。所以，大多数民族国家根本没有同质的文化实体。^[35]然而，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是评估整体文化所受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具有的文化多元性使文化帝国主义的论点为之崩溃。借用安德森的观点，汤林森进一步消解了民族国家的存在。他认为，民族国家不过是“一个想像出来的政治社群”，^[36]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的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他们只是在心目中存在着彼此共处一个具有共同归属的社群的想象。这种想象对于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间来说，并没有占有首席的地位。人们的文化认同更多的是来自于“私人”领域，如家庭、性的关系等等。^[37]因此，对一个想象的社群及其文化认同来说，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失去了立论的基础。

对于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主要是针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所带来的同质化展开的。对此，汤林森认为，消费文化的接受者具有自主权，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他们才是文化社群的主体，直接面对着生存与调适的种种问题。因此，第三世界社会的发展过程，并不只是发达的西方国家或跨国公司的“外力”支配所造就的，同时也是其内部阶级结构的支配关系的结果。况且，这种内外力的互动影响，“经常让互动中的社群彼此受益”。^[38]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同质化，其后果就不可能全是负面的影响，对第三世界的社会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如果资本主义的单一现代性，吸引力大过多元性的魅力（就资本主义生活圈以外的人来说，也许正是如此），那么，若要坚持主张保存这些差异有其优先性是很困难的，说不定还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39]因此，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来讨论文化帝国主义观念是不完全正确的。

就对现代性的批判来说，所有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都是现代社会的特性，都是现代性文化状况的决定因素，因而都应该放在现代性的视野中进行梳理。汤林森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活生生的文化”是透过西方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机构，如资本主义市场、官僚组织、科学与技术、大众传媒等等“现代性的携带者”而传送的。就“政治经济”的意义而言，确实是强行加诸非西方世界的，但就“文化”上的强制而言，很难说是明显的。“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与社会政治上的收益，亦代表了一种解放力量，使人们不再受制于‘传统的’经济、政治与世界观”，并且“位居现代性核心的理性带来了整套而多样的选择”，开启了文化社群追寻自我了解的列车。^[40]这些现代性的收益表明，现代性并没有提供集体生活的意义与社会集体的定向，从而也就没有造就全球同质的文化价值观。因此，与其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扩散过程是文化“强制”的过程，倒不如说是本土文化“损失”的过程。^[41]如果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强国还是弱国，都会面临一个本土文化“损失”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有什么好谴责的？”^[42]所有对于现代性批判的话语都不合适，反而说明现代性的多种文化形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开放性的、容许挑战的，是可以改变的。

总的来说，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分析有两个进路，一是认为文化认同或文化归属是有问题的，二是认为人们的主动性的存在使文化支配存在问题。其实，文化归属是相对的，绝对的否认文化归属或文化认同只能导致人们失去存在的价值依托；同时，文化支配并不总是与意愿联系在一起，它往往在人的“主动性”面前是隐蔽的。因而汤林森批判的是有关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方式，其目的不在于消解文化帝国主义，而只是以消解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方式消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维护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特别是在他的结论中，他以“全球化”这个“崭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所形成的“文化经验”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存在着的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扩张，把“文化帝国主义”变成文化的全球化，把文化的同质化当作一个谁也不能幸免的宿命。在随后的著作《全球化与文化》中，汤林森又以批判对普遍主义怀疑的方式维护文化同质化论点，明确指出：“文化与差异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联系。文化的职能并不仅仅是差异的确立和维持”，因为“差异并非起于文化实践的目的，而不过是它的后果罢了。文化工作有可能产生差异，但这跟我们说‘文化是在差异上建立起来的’却不是一回事”。^[43]很显然，文化并不是普遍概念本身的对立面。文化交往必然实现文化同质化的独断论思想始终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