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

（一）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

在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是在文化交往中凸显并不断蔓延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对全球压缩和激增的全球流动所产生的去全球化的反应，表现为文化交往中的弱势文化对自身历史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符号、信仰、价值观等一整套观念文化体系的尊崇和维护。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文化交往中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侵蚀所造成的意义失落而在无意识层面上出现的一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赞颂；二是在文化交往中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扩张而自觉产生的对自身文化传统在理智上的自我保护。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复兴的原因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

就情感上对文化传统的称颂而言，在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由强势文化所塑造的那种超文明的、跨越文化差异的同质化力量给交往中的弱势文化传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文化传统的日渐失落及历史的非连续性。这种文化同质化力量所造成的对弱势文化传统的拒斥与对历史观念的排斥，一方面使弱势文化体系下的人们失去原有的生活依托，丧失地方感，文化传统原有的价值观念及其有效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意义的支撑，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人们无处安立的灵魂游荡在陌生的各种意义体系的边缘，无家可归，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曾经的意义世界的现实残余对他们来说，似乎都在强烈地昭示着传统文化的复原力与凝聚力，使他们在情感上不顾现实的变化而期望逝去的东西再回来。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失落以及这种失落使人们产生的对传统文化的追忆与怀念情绪、赞颂与维护行为就形成了现代“文化乡愁”（又称作“文化怀乡”），它实际上源于现代社会经济主义普遍扩张的现实，源于全球化对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同质要求。^[54]因此，在全球化所造就的不对称的文化交往中，强势文化扩张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以吞噬和淹没弱势文化的同质化旨趣越明显，弱势文化在情感上尊崇、维护和发扬自身文化传统的旨趣就越强烈。“对于怀乡的人来说，世界是异己的。”^[55]尽管这种在情感上尊崇自身文化传统的旨趣并不一定要求把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普世的文化价值加以推行或强加于其他文化主体，但这种对文化传统的自豪与推崇心理却对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根本上来说，“文化乡愁”是出于文化认同的需要。文化认同是人们的一个基本需求，对大多数人的生活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们不仅仅是原子似的个人，不是“孤独的狼群”，而是具有相同文化心理与文化背景的共同体。文化认同作为共同体认同的根据与轴心，是维系一个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共同体存在的纽带。近代以来，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民族国家兴起，他者所产生的外部压力，不断升级的权力斗争与淘汰竞争以及为动员民众参与竞争而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性——民族文化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支撑着一个民族体验一种超越死亡而包罗一切的意义感，或者说让个人服从于一种神圣的整体性而使死亡变得具有了意义”。^[56]由此奠定现存于世界上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日益压缩的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认同越来越成为问题。文化交往的普遍建立，由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支撑的现代性文化在向世界各地挥洒其文化霸权，使之具有一种普遍化的力量，且这股力量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渗透进所有的民族国家，侵蚀各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这种渗透与侵蚀并不是明确的把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价值强加于其他民族的“文化霸权”，而是隐蔽扩展文化范围的“文化扩张”，^[57]汤姆林森称之为“非领土扩张化”，它可以使人们的文化认同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族共同体通过调动文化情感与重建文化心理来维持民族文化的边界，借用历史的记忆（以汲取营养的方式）来构想或描述一个与外来现代性文化充斥着差异的统一形象，那么民族共同体不仅可以转移内部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能够保护自己抵抗普遍主义的挑战。因此，在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中，文化因素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性。可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民族国家首先是文化性的，而后才是政治性的，没有文化的根，没有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民族国家的存在就会不堪一击。所以，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文化怀乡，更是一种理智上的自我保护。

因此，激增的文化流动并不一定必然带来更大的宽容和更强的世界主义观念。对“他者”越来越熟知，提高了民族国家维系自身文化传统之整合性的敏感度，导致了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这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后果。正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说：“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58]对于珍视与关爱民族文化传统的本土化或地方化现象，这是无可厚非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确存在着强势文化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潜在危险，它为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合理的论证，更何况文化本土化或地方化本身并不代表保守的文化观或文化部落主义，因而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可以看作是对“文化同质化”的一种反抗，甚至是一种出于无奈而维护自身的做法。然而，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复兴的过度吁求在一定程度上导向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特别是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往往把本土化或地方化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使全球化进程中凸现的多元文化现象不仅表现为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复兴而且表现为一种对原教旨主义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