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是对文化交往中西方现代性文化挥洒文化霸权的一种批判性研究，被认为是开创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河。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从西方文化殖民的话语规则、逻辑程式的角度对西方现代性文化如何在非西方世界实现文化殖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东方主义”奠基于对“东方”与“西方”进行区分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西方殖民主义对非西方世界所进行的某种建构，其目的是在进行文化殖民的过程中建立一种话语体系、评判尺度与文化操作机制，即建立一种文化殖民的策略，实现对非西方世界（东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控制，实现自身作为普遍价值的指引者的诉求。所以，“东方主义”并不是对东方本身的研究，而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主体的东方主义。
既然东方主义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主体的东方主义，那么东方主义话语中的“东方”就是西方炮制出来的以西方意识形态为转移并附和西方需要的“非我”。萨义德这样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70]它“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71]因此，所谓的“东方”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实际地理意义上的东方，并不与自然存在着对应关系，而是帝国因素与想像因素的奇怪结合。作为一个西方人创造出来的非西方世界、他者的世界，“东方”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进程而发展起来的西方“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或“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72]具有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
东方主义的话语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机构关系密切，是一个充满权力关系的概念，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的塑造、描述、教授、殖民与统治的关系，是“东方化东方”的依据。这即是说，“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73]这无疑承认，“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悠久。”[74]非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因而，东方主义所要论证的“他者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再现”[75]不过是反映近代以来西方“妖魔化”东方，并迫使东方服从于西方权力和统治欲望的事实。诚如历史的发展所表明，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就是一个西方文化史排挤东方文化史的过程，就是西方社会销毁非西方社会历史记忆的过程。因此，萨义德对“东方主义”批判的真正旨趣不在于指出东西方划分缺乏事实的依据，而在于指出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力阻碍了非西方文化的发展，从而试图消解西方中心主义以打破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由此可见，真实的东方是另外的存在，具有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东方主义的“东方”则只是作为西方构想出来的东方，在这一层面上，西方现代性文化一统天下的状况就仅仅是一个还停留在构想中的权力话语。
这里的问题在于，在批判了东方主义之后，非西方文化如何才能走出东方主义的阴霾呢？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无法抵抗的体系。当殖民者离去之后，殖民地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却远未完成，因为话语是最为微妙而又无可逃避的权力形式。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之间并不是断裂的，即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另一种不同的、具有竞争性的文化，即“他者”的存在。不言而喻，文化是多元的，并且是相互依存的。西方需要东方，东方也离不开西方。在《东方学》的姊妹篇《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进一步指出这种话语的非断裂性。他说：“胜利了的土著很快就发现，他们需要西方。”[76]不仅正统的民族主义走的是帝国主义铺设的道路，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殖民主义制造的现实，而且已经离开了殖民地的西方仍然在众多的文化领域中“有效地使对方沉默，把差别重新塑造成属性”。[77]可见，西方殖民主义和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仍然以某种方式继续发生着相当大的影响。非西方殖民地与殖民主义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依附现象。“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文化不是不可渗透的。”[78]在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等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它们之所以获得重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观点之所以被前所未有地加以宣扬，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因此，民族主义的普遍化成了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标志。这意味着，西方的帝国主义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两种正反对立却又相互依赖的力量，其中帝国主义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使它们之间既保持着差异性，又紧密地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从而“任何对其进行一元化或简单化描述的企图都注定要落空”。[79]换句话说，“无论一种思想意识或社会制度的统治多么完全，永远有某种社会历史是它所不能覆盖和控制的。从这些部分历史就时常产生反抗。”[80]由此可见，只要非西方社会的依附现象存在，在萨义德的视界中，全球文化交往就会以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斗争呈现于世人面前。
应该说，萨义德的“东方学”正如他本人所表明的，是“在试图对这一对立（引者注：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的结构进行描述，试图减轻其可怕的后果——永久化”，是“对差异意味着敌对，意味着对立永远无法消解这类观念以及从中产生的一整套对立性认识提出挑战”，[81]目的在于瓦解西方中心化的“宏大叙事”，使非西方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文化交往中通过真正的对话与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然而，由于事实存在的依附现象与“后殖民”现象，使得任何对它们的反叛都只能以斗争的形式来呈现。所以，只要依附还存在，差异就意味着敌对，以对话和交流来实现的相互依赖就不会成为现实，文化交往就只能是一场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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