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与萨义德在全球文化交往中寻求文化身份的论证不同，亨廷顿在全球文化交往中急于寻求的是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与萨义德强调全球文化交往必然反叛文化同质化而呈现文化异质化一样，亨廷顿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不仅打破了文化同质化的权力内核，强调文化的多元异质性，而且在全球多元文化交往中更强调与坚信文化的等级性，以及僭越各自等级而导致的各种文明之间冲突与斗争的不可避免性。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构建的正是这样一个理论话语。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它确定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同一性。但文明从来都是多元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民主不是普遍的模式。虽然文化交往使各种文明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甚至使它们的边界难得清晰，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始终是真实的，差异始终是存在的。冷战结束以后，普遍建立的文化交往使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更加明显了，尽管普世文明的思想同时也得到了发展。但是，亨廷顿认为，“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的观点既不恰当又不深刻。普世主义作为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非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得到支持，因为“非西方人若是把世界看作是单一的，他们就感到它是一个威胁”。如果以“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来证明普世主义，那么这一论点则是错误的，其谬见在于认为世界“只存在唯一的选择”。[82]如果以全球化进程中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增长而出现的达沃斯文化，或者以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来论证普世主义，那么这一论点则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因为它们不过是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没有改变文化本身，何况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大麦克”。[83]如果以广泛的现代化进程来论证普世主义，那么这一论点同样站不住脚，因为“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84]在消解了普世主义的立论基础之后，亨廷顿进一步以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来论证普世文明的不可能性。他认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然而，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85]因此，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多极的和多元文化的世界。
在多极文化共存的基础之上，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范式来理解现时代的文化交往，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指明方向。在这里，文明的冲突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轴心的冲突。以亨廷顿的观点来看，冷战结束以后，国家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具有共同根源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与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取代了冷战期间基于意识形态不同的两极对抗模式，从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86]亨廷顿在强调文明冲突的时候，暴露了他的文化等级论思想。他认为，在决定世界格局的七种或八种文明[87]中，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88]然而，后发展的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并没有等同于西方化，于是，在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东亚和伊斯兰国家的实力日渐增强，而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日渐消退之时，追随着权力的文化地位发生了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非西方文明崛起，它不仅拒绝西方“强加”的文化价值，而且重新肯定与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在这种情势下，当西方试图伸张自己的价值观或保护自己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就会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用均势来平衡”与抵制西方。[89]因此，在冷战力量平衡被打破以后，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不过是地方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抬头，它不仅使全球文化价值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极化，而且自身也成为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在这里，隐藏在“文明冲突”最深层的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思想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亨廷顿对西方文明的忧虑也渐渐显露，并呼吁西方社会内部加强对自身独特性的认同，增进团结，保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优势地位，提高自身文化的吸引力，迎接非西方的挑战。
事实上，文化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绝对的对立关系，只有当差异与等级相结合，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才成为必然。然而差异与平等不是天生的对立物，因而世界各民族文化交往绝不是简单的彼此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多元文化的差异性绝对化，站在高高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立场上俯视非西方文明，消极地用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特征来重建世界秩序，忽略了非西方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这使得“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困境。对此，亨廷顿是有所察觉的，所以，他在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维护世界安全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与寻求它们之间的共同性。[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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