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的“承认的政治”理解

（五）泰勒的“承认的政治”

与亨廷顿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把崛起的非西方文明作为“潜在”敌人进行主动的寻衅不同，泰勒站在弱势文化的立场上以文化社群的“本真性”作为凝聚力来反抗强势文化，提出了“承认的政治”。“承认的政治”作为一种互文性语境中的政治理论模型，源于对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考，“是近年来在互文性语境中出现的一种比较强烈的要求，即应当给如今已经发展了的文化予平等的尊重”。^[91]对任何特殊性的文化价值来说，这种平等的尊重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需要。如果缺乏这种平等的尊重，就有可能造成可怕的创伤，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92]因此，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理应保护和发展多元文化，平等地尊重多元文化价值。

如何理解平等呢？在泰勒看来，新自由主义思想文化视野中的平等体现的是“一种普遍主义政治”，坚持的是“程序性”承诺，强调的是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93]这是一种“无视差异”的整齐划一的平等，它使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被普遍主义程序所掩盖、同化和抹杀。因此，“只要这样思想还占统治地位，承认差异的可能就微乎其微。”^[94]换句话说，在这种普遍的价值中立的平等原则之下，多元文化交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反映”，其结果是非主流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受到压抑并被迫采取异化的形式，从而文化交往最终滑入同质化的陷阱。新自由主义的无差异平等原则只是某种特殊文化的反映，不能为所有的文化提供可能的交往基础。^[95]与“普遍主义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差异政治”，强调的是一种在“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基础上的平等，即“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身上的潜能”与“平等地尊重如今已经发展了的文化”。^[96]在这里，隐藏在差异政治平等原则背后的是这样一个假设：所有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有价值的，^[97]平等是以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为基础而给予的无歧视的区别对待。

以对“平等”的不同理解为基础，普遍主义政治与差异政治最实质的分歧聚焦于多元文化交往中是否存在价值中立的“公共性”问题。以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多元文化通过主体间的理性协商可以达成一定的“重叠共识”，这种共识是中立的，不偏袒任何一方，因为它是所有文化价值共同赞同的，并且是所有文化价值实现的根本性条件与规范基础。然而，泰勒断然否定了中立的“公共性”的可能，在他看来，通过交往协商而来的公共价值只是一种大多数人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关于好生活的判断——文化的凝聚力在这种判断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基础的”，因而它始终只是一种文化的价值吁求，而这种价值吁求使得“独特性被一种占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98]因此，“要求我们承认并给予地位的是注定不能普遍分享的东西。”^[99]很显然，多元文化交往所追求的不是“应然”的价值目标，而是源于特殊性文化内部的“独特的存在方式”或曰“本真性理想”。

多元文化以对“本真性”的追求作为存在的基础。本真性“意味着忠实于我自己的独特性”，这是只有“我”自己才能表现和发现的独特性，是“我”的方式，是“我”的内心发出的召唤，因而“我”必须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如果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而“我”所失去的又恰恰是对于我来说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正像个人一样，负载着某种文化的民族……也应当忠实于它自己，即忠实于它自己的文化。”^[100]在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尊重个人自由平等的原子主义论对负载着某种文化的民族来说同样是有效的，只不过这种尊重是一种对差异的尊重。这种既坚持平等又承认差异的方式是在程序自由主义与封闭的多元主义之间开辟的“某种中间道路”——是“温和的自由主义”。^[101]按照这样的路径，不同民族一方面应该拒绝那种貌似中立的“公共性”，努力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本真性，另一方面要在文化交往中追求平等承认的普遍性。

很显然，文化本真性与自我本真性一样，具有内外两个维度。从内在维度来看，文化本真性是寻求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该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而不为他民族而不得不获取的东西，是该民族文化的精髓，体现该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取向。由此可以识别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不论其表现为温和的还是邪恶的形式）的萌芽。从外在维度来看，文化本真性“决不可能以独白的形式存在”，^[102]它必须获得承认。这意味着，文化本真性存在的合法性不是先验地享有的，它必须在交往中得到他文化的承认。当然，泰勒所构想的交往并不像哈贝马斯所构想的那样，是在对话的双方都自觉地遵守真实、正当和真诚的交往原则下实现的，相反，“我们总是同某种东西的对话（有时候是同它的斗争）中建构我们的认同”。^[103]如果在“扭曲的承认”存在的条件下，“斗争”更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泰勒十分赞赏意大利红色旅提出的“继续战斗”的口号，并进一步指出：“斗争在继续——事实上，永远继续。”^[104]从不断去发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存在方式与发展道路，并在基本政治原则不作出妥协的条件下反击强势的殖民文化，消除边缘化意识，这种斗争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问题在于文化本真性的两个维度的功能上。泰勒认为，尽管他文化的影响可能是永远无法摆脱的，但文化本真性的建构却始终是“内在地发生的”，并不需要在多元文化交往中“通过关系来建构自己”，而只“需要通过关系来实现自己”、“赢得承认”。^[105]文化交往对于文化本真性的意义只在于对“已经发展了的文化”（如魁北克省的法语文化）给予承认，至于内在的本真性的发展，则是不需要他文化参与的。换言之，“承认”以及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交往只是为多元文化的共在开辟道路，是多元文化共在的途径，而并非多元文化共生的途径。因此，只要是存在的就会成为合理的，承认的欲望凌驾在反思（建构与发展）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普遍性只有在对“本真性”给予普遍承认的层面上才具有意义，即“普遍的要求推动了对于特殊性的承认”。^[106]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交往中，争取承认“本真性”的努力总是失败的，存在的并没有都成为合理的，对事实性的承认中往往交织着对有效性的判断。于是，那种只寻求事实性承认的诉求在现代社会难免会“主题化”。因此，“就反对由他人导致的扭曲而言，平等承认的政治现在是和本真性观念一起作战的。”^[107]

其实，泰勒在新自由主义与分裂主义之间寻求中间道路，为当今多元文化共存问题所提供的“承认的政治”的理论建构无疑是有见地的，比亨廷顿及同质化思维的那些西方中心主义理论家们更让我们感觉亲切，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没有理由相信某种文化不同的艺术形式全都具有同等的甚至很高的价值：每一种文化都会经历衰落的阶段。”^[108]然而，泰勒的这一理论建构最大的症结在于对现实社会生活中无时不在发生的文化交往所建构的有效性以及所带来的“全球文化”的视而不见，而无原则地追求着文化存在的事实性与特殊性，并把普遍性只是定义为一种“承认”的普遍吁求，从而消解了文化所应具有的反思与批判的维度。这种建构尽管在平等与差异之间的“既……又……”的句式看上去很美，但却显得乏力，难免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嫌疑。

简短评述

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反动”是道之必然，是事物的“规律”。于是乎，在当前的文化交往中，文化多元化作为对文化同质化语境的反抗、作为一种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危机意识凸现出来。“收缩边界的本土化的动力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了，这部分是因为这些民族和文化认同受到了全球化侵犯的威胁”，因而“全球化的每一次扩展都会导致本土化的增加”。^[109]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多元化针对文化同质化力量消解人们对自身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的企图，积极倡导文化的异质性、多样性，坚持发展本土文化的特殊性，其目的就是力图在普遍建立的文化交往中保持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的独立性。

诚然，在全球化时代，倡扬文化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在当下的文化交往中，西方现代性文化是起着主导性作用的强势文化。现代性话语在全球的扩张，导致了作为他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传统的声音越来越微不足道。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势差现象，使文化交往中强势的西方现代性文化严重挤压弱势的本土文化或地方文化，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信息大量流向非西方世界。其中固然有必不可少的文化采借，但大量的文化信息却是弱势文化主体不得不接受的。文化交往变形为一种文化输出。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日渐式微。针对这种情况，强调多元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原则将有利于抵御强势文化的侵蚀、保持特殊性文化的独立地位。

然而，在这种不对称的文化交往中，坚持文化的多元化、强调文化的异质化，其负面的后果往往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以普遍主义自居的强势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殊性文化，它对弱势文化的侵蚀源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以文化差异为基础的种族歧视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弱势文化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不得不大力主张自我的文化身份，强调彼此之间存在着的某种严格的界限。过度主张自己的文化会使对方受到伤害。当交往中的文化都过度强调彼此之间的多元异质性时，文化多元化就会变成洪水猛兽，就会使文化交往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潭而不得不硝烟弥漫。在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中东巴以冲突和战争、原南斯拉夫境内各族的冲突和战争、车臣和中亚各国国内的分裂活动等，无不与文化相对主义有关。最突出的是阿富汗与塔利班，其极端的宗教文化排他性，不仅毁灭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在国内实行文化极权的专制统治，在国际大肆进行恐怖活动，成为严重威胁地区以至世界和平与安定的因素。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破解了西方殖民主义妖魔化东方的事实，批判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强调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异质性，因而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后殖民语境中，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文化斗争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反映了文化差异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冲突的重要根源的事实，但他的霸权主义立场又使得解决文明冲突只能以文化对抗的战略来应付，从而不仅无助于消解文化的冲突，反而会加剧矛盾和冲突；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固然对保护弱势文化传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本真性的寻求可能会演化为一种对某一种特殊性文化解释权的垄断，形成专制的文化极权，使文化交往发生异化，不足以达到促进文化发展的目的。由此可见，“形成一种完全特殊论的观点没有什么意义，除非你就是想从世界后退。”^[110]

其实，文化多元化如同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宝贵财富和资源，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与更新的机会。如果拒绝多样性而推广一种惟一的文化模式，对人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它将使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停滞，世界失去希望。当然，现实的状况是：拒绝多样性，作为整体的世界却变得更为多样化。如果人类文化只有多样性、只有差异、只有特殊性呢？世界一样会失去希望，因为它会在多元文化的纷争与斗争中成为一个四分五裂、冲突无穷、随时可能会招致毁灭的世界。因此，多元文化如何共处？“群雄逐鹿”注定不是一种可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