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2年的于建嵘，童年的生活被当时席卷中国的政治运动所左右。共产党游击队员出身的父亲，在运动伊始就变成了国民党游击队的匪兵。父亲被抓了起来，小于建嵘与母亲、姐姐三人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没有户口，他们在城市根本没有容身之地，1967年全家回到湖南永州家乡，也遭乡亲白眼，冬天时家里的棉被被偷走，永州待不下去，母亲又带着孩子们流浪回了城里。
8岁时，父亲的朋友帮忙将小于建嵘安排到一所小学的旁听名额。于建嵘穿上最好的衣服---用染黑的麻布包改装成的衣服，高高兴兴去上学了。岂料，上班第一天就被女班长发现：“他是黑人，怎么可以来我们班上课？”
女班长下令同学将小于建嵘拖出去，他抱着桌子不肯走，拉扯中黑麻布衣被撕烂。他被拖到学校后面，被佯装经过的父亲发现了。那一次，于建嵘生平唯一一次看到父亲留下眼泪，自此，他坚持不进小学。
1979年，于建嵘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上了成功的商业诉讼律师。
1990年初，才30出头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万元（中国城市人口当时一般月薪才百多元）.意气风发的他买了部日本进口车，一台手提电话，到全国去寻访人生的意义，最终遇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
教授，开始了学术生涯，去寻找苦难的原因，并且利用学者的身份发表评论以引起社会关注。 尽管早已衣食无忧，到手的富贵荣华更曾潇洒抛去，但是于建嵘心中，童年苦难的根源却是他挥之不去的思索命题。因为那番遭遇，他看到自己与最底层的农民、矿工、访民的命运是相连的。
“我的经历，与他们（访民）遭遇的苦难，来源都是一样的，都是制度性的。”
他分析说，现在的制度强调的是集体，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在集体主义的理论中，个体永远可以被忽略不计。
“我认为，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主义，都要强调个人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平等的，只要那个利益是正当合法的，就没有人有权力为了未来，为了大多数人牺牲我们的利益。如果制度为了所谓的发展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是要检讨的。”
于建嵘做的学问总是接触社会人士的不幸，他生活中却十分风趣。朋友称他做“侃爷”,对学生、同事，或是宋庄的农民、餐馆服务员，他见到什么人都爱与对方闲聊，而且常说些俏皮话把人逗乐。底层学问，外人看来是苦苦的追寻，但诚实面对自己命运而后得到的内心安适，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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