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院试遇明师丙子科试调尊经_郑板桥传

三次院试遇明师　丙子科试调尊经_郑板桥传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农历癸酉年，也是三年一次的乡试年，三年考两次的院试在这一年停考。在川西偏远的井研县盐井湾五凤山和三圣宫苦读的廖平当然不知道，命运之神正在为他布置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学术人生的大幕即将拉开。这一年六月，三十七岁的翰林院庶吉士教习（新科进士朝考优秀者入翰林院做庶吉士，教习即教师）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乡试副主考，跟随主考钟宝华（咸丰六年丙辰科二甲第一名进士，翰林院编修，时任陕甘学政）离京赴川。十月，乡试结束后，主考钟宝华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回京，张之洞则留任四川学政，开始了他在四川三年的教育改革。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直隶南皮人（今河北南皮县）。他十三岁成为秀才，十五岁考中顺天府乡试第一名（解元），二十六岁在殿试时名列一甲第三名（探花）。张之洞在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典礼中编撰了四章乐章，深受同治皇帝的赏识，婚礼完成后，嘉奖张之洞内阁侍读衔，1873年又被委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后开始担任四川学政。

在清代，主管一省科举考试和教育的官员，称为提督学政，简称学政。“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负有督察省内各地州府县学教育官员的职责。担任学政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而且大多有在翰林院任职的经历。担任学政以前的品级，既有侍郎或三四品京官出任的，也有给事中、御史担任的，皇帝也有委派翰林院七品编修、检讨等任职的情况。由于是皇帝委任，不管以前是几品官，担任学政后，就和一省巡抚（或总督）是同一品级，即正三品。虽然权力没有督抚大，但地方官拜见学政要按督抚品级行礼，以示国家尊师重教、崇礼硕儒。

学政一般任期三年，三年任职期内，学政一般都会巡视省内各州府两次：第一次是岁考，第二次是科考。清末周询在他的《蜀海丛谈》中记载，考试从成都府开始，除了成都府所管辖的十六个州县，“龙安府之四属，资州之五属、叙永厅之两属，暨松潘、理番、懋功三直隶厅，共十六处亦来成都就考。故考成都府时，有内十六属，外十六属之称。又宁远府、酉阳州，因地方边远，（学政）每三年只按临一次，将岁考归并科考时举行。”(www.guayunfan.com)学政莅临的地方，按规定由当地知府或直隶州知州担任院试的“提调官”。学政可以聘请数位品学兼优者，担任幕友，帮助阅卷。学政督察考试要进考棚，每次进考棚地方上要赠送少则四五百，多则上千两银子的好处费，这些钱就叫“棚规”或“棚费”，在四川也叫“过山礼”，虽然是灰色收入，但在全国已成惯例，连皇帝都默许，也算是正当收入了。清代四川疆域面积较大，管辖的州府也多，且素有天府之国之称，比其他地区富裕，学田收入积蓄较多，“过山礼”向来丰厚，每年都有一万余两银子。除了“过山礼”，学政还通过编写、发卖教学参考书而发财。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撰写的《书目答问》和《輶轩语》二书，用于指导尊经书院学生和四川教育界人士学习，其售卖收入也是十分可观的。当时全国只有广东学政的收入能超过四川。所以，不仅翰林院的编修们巴不得外放四川学政，连三品四品的京官们都很愿意担任四川学政，视此为“优差”、肥缺。“翰林仰首望差……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难怪六部长官都很眼红。

清代四川学政中张之洞影响最大。张之洞的母亲朱夫人是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的女儿。虽然母亲在他三岁时病逝，音容笑貌已难忆起，但母亲生前喜爱抚弄的两尊古琴，张之洞却一直带在身边，常常勾起他的思念之情。所以张之洞对四川是有着特殊感情的，希望能在母亲的娘家留下良好的政声。他在《报到四川学政疏》中说：“四川省份，人文素优，唯棚场（即考场）较他省为多，弊端也较他省为甚。至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竭力讲求，惟以首励为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至于剔弊摘奸，惟力是视。”他遵照学政职责每年巡视督察各州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遍全川十五个府、十个直隶州、五个直隶厅。经历的艰辛磨难，“甚于在楚时数倍”。

张之洞任学政之前的四川科场，弊端丛生，学风败坏，舞弊盛行。“联号”（涂改编号）、“枪替”（雇枪手代试）、“通关节”（与考官串通作弊），花样层出不穷。川籍学子，富贵之家者，惰于学习，勤于买通；贫寒士子，怨声载道。张之洞上任后，不畏烦难，从整顿考场规章制度入手，制定惩鬻饭、禁讹诈、禁拉磕、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杜规避、防顶替等八条办法，严饬执行。抓捕、通缉查明的累犯“枪手”十余人，严厉惩处了受贿作弊的考务官员、阅卷师爷等，震动四川学界，使四川学风大为转变。张之洞对这番整饬，颇感欣慰，甚至颇为自豪地说：“四川督学署积尘盈屋，我次第扫除过半耳。”

张之洞主持四川科考院试，“平日衡文不主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柢之学。故所至，考求文献，礼访名宿，惟恐不及。每值士人晋谒，辄优假颜色，殷殷焉以读书稽古相敦勉，并为指示途径，俾有遵循。”对于那些确有真才实学的学子，张之洞都爱护备至，着意栽培。正是在这位善识英才的学官的慧眼下，廖平第三次院试在曲折中幸运通过。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张之洞按临直隶资州（州治在今之资阳县），二十三岁的廖平，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第三次赶赴资州参加了院试。按清代《钦定礼部则例》规定，院试分为两场，第一场为正场，考四书题二道，五言六韵排律诗题一道；第二场为复试，考四书题一道，经题一道，小学论题一道并默写《圣谕广训》一二百字。

复试场四书题从《中庸》无忧章中出题，《中庸》无忧章主要是讲礼制之中的丧葬和祭祀之礼，通过礼制继承先祖遗志，慎终追远，才能使天下百姓安宁。廖平以《子为大夫》为标题，阐述孔子评价周公制礼安天下的圣人宏论。按照当时科举时文（八股文）格式的一般要求，开篇“破题”，阐述题目的意义，只能有两句；“承题”是展开阐释题目意义，一般为四句，但三五句也可以。为力求新意，廖平文章破题就写了三句，犯了科举时文的大忌，阅卷教官当即判为不入等之弃卷，置入废卷之类。拆封填榜前，按规定，学政都要在落卷上批示落榜文章的毛病所在，发榜后落卷考生可以领取考卷，查看自己文章不被录取的原因，让落榜考生口服心服。这项工作前几任学政都一并交与阅卷教官代劳，学政只需查看评语并盖上学政的关防大印就行了。但刚刚完成科举考场整肃工作的张之洞，亲自评点落卷文章。当他于落卷中读到廖平这篇《子为大夫》的文章时，破题三句虽然格式违规，但阐述得当，于是他读完全文，细加披阅，对文章中表现出来的训释经典注重义理又援引天理、性命为说的宋学文风和训诂考据缜密细致的汉学根柢大为赞赏，于是从落卷之中将廖平拔置为秀才第一。拆封填榜时，他记住了这个“案首”考生名叫廖登廷。连考三次才考过了秀才的廖平终于遇到了明师，他对张之洞心存感激，引为知己恩师，从此和张之洞结下一生的师生情缘。

同样有着深厚古文功底的杨桢也一同考上了秀才。

考中秀才后的廖平和杨桢，并没有入学当时四川最高学府的锦江书院，而是回到井研继续在三圣宫和五凤山做塾师。

锦江书院是四川办学历史最长、层次最高的书院。据《四川通志》学校卷记载，锦江书院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文翁石室旧址上新建，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川学使方觐又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增建和修葺，头门、讲堂、学舍、膳房一应俱备。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其规模和影响而列入全国著名的二十二所省级书院之一。四川历任总督、提学都高度重视锦江书院，不仅时常视察书院，亲自讲课，还广拨学田，捐资助学。优裕的办学条件使得锦江书院硕儒云集，川籍秀才以上的优秀才俊纷纷入学，一时高足满院。为弘扬蜀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廖平没有入学锦江书院，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最重要的是经济原因。锦江书院虽然住宿免费，但住院廪生每月廪饩只有1．5斗米和1．5两银，附生减半，增生还没有廪饩。这个住院廪生待遇除了吃饭生活外，连买书的钱都没有。这简直没法和在盐井湾做塾师每年25两银子和一石稻米的馆钱收入相比。迫于生活的压力，廖平和杨桢选择了回乡教书。第二个原因则是锦江书院的学风。锦江书院早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是“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但是社会对书院教学的要求日趋科举教育化，四川督抚学政也期望锦江书院能在科举考试中有突出的成绩，以体现官员政绩。锦江书院在发展过程中未能摆脱流俗，一步一步地滑入以八股文为主的考试教育中。到乾隆十年（1745年），锦江书院“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不脱考课与时学的窠臼。”加上科场舞弊逐渐风行，学风更为散漫懒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四川总督蒋攸铦鉴于锦江书院规制不备，学子懈怠，特制定十条《锦江书院条规》，加强管理，整顿学风，但收效甚微。张之洞督学四川后，也努力革除锦江书院的种种弊端，然而积习难返，教学内容改革和学风转变都面临重重困难。死气沉沉的教学、散漫懒惰的学风让喜欢思考乐于创新的廖平和自视甚高简傲狷狂的杨桢选择了回乡教书自学应考的道路。

面对积重难返、转变缓慢的锦江书院，只有三年任期的张之洞不得不考虑另起炉灶。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丁忧在兴文老家的工部侍郎薛焕和全省缙绅先生十五人联名上书给总督吴棠和学政张之洞，说锦江书院“主习制艺八股，不合时势要求，请予再创书院一所，继承文翁之教”，深合张之洞之意，吴棠张之洞当即同意并上报朝廷。朝廷很快奏准，在成都文庙西街石犀寺附近开建新书院，取名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光绪元年（1875年）春，书院建成。总督吴棠先聘著名学者古文经学大师浙江俞樾做山长，俞樾以年高路远为由婉拒。张之洞又出面礼聘当时声誉卓著的湘潭硕儒王闿运来川长院，也被王闿运以资历尚浅愧怍难服婉拒。于是在尊经书院从设立到择址、筹资，兴建过程中出力尤多且年望极高的薛焕出任了第一任山长。又聘江浙派名儒浙江海宁钱保塘（铁江）和嘉兴钱保宣（徐山）二人做教习以权主其事。随即百里挑一，从三万名四川学子中招收百名优秀生员入学。

作为尊经书院创办人，张之洞在《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一文中，亲自为书院制定了章程，也可算是书院学规，包括本义、定志、择术、务本、知要、定课、用心、笃信、息争、尊师、慎习、善诱、程功、惜力、恤私、约束、书籍、释疑共十八条。

和锦江书院相比，很明显，尊经书院并不以科举为目的，在“说本义第一”中提出“绍先哲，起蜀学”的办学宗旨；在“说释疑第十八”中更是明确提出尊经书院“不课时文，何也？曰无用。”进而指出“世人应试而不好学，根柢日薄”。尊经书院不课时文，与举业并不妨害，“根柢深而不工词章者少也；工一切诗古文辞而不能为举业者，抑又稀也。”

教学内容上，他在“说择术第三”中指出“经、史、小学、舆地（即地理）、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注重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虽然因风气未开，师资不够，“舆地、推步（推算天象历法，即天文历法）、算术、经济”等课未能开设，书院最终成为培养经、史、词章人才的学府。在“说务本第四”中，张之洞明确提出学习之根本在于通经，“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

在教与学的方法上，张之洞也提出了与锦江书院不同的要求。在“说定课第六”中，张之洞要求学生“人立日记一册，记每日看书之数”，“记其所疑，记其所得”，“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强记，贵能解”，“监院督之，山长旬而阅之，叩诘而考验之”。他要求山长“善诱”，五日一讲，每月二课（官课、斋课），每课四题（经解一、史论一、杂文或赋一、诗一），四日缴卷。这样“既惩其惰，又惜其力”，“必有余力，乃可读书”。对这些举措，后来的廖平在《经学初程》中曾有切身感受“南皮及莲池书院不考课，以日记为程，最为核实。初学治经正如人求富，节衣缩食，收敛闭藏，乃可徐图富有。今一入大庠，便作考辨解说，茫无头绪，势不能不蒙昧抄袭，……资性平常者则东涂西抹，望文生训，以希迎合，不能循序用功，至于播私慧弄小巧，一枝一节，自矜新颖，未检注疏，己诋先儒。若此用功，徒劳无益。”

尊经书院鼓励生员向师长随时“虚心请业”“问业”，提倡置问讨论的研究之风。“同舍诸生，复加切磋”，“经史繁重者，一人翻之则畏难而自废，同力检之则易得；疑义难解者，独坐冥思则窒，诘难推求，谈谐趣妙则通。”这一方法对后来入学的廖平影响深远，在他经学二变时期，正是集尊经师生百人之力，才将《周礼》专条逐一析出，工作量之庞大，非集体力量而莫成。

在书院管理上，张之洞专门制定了“约束”一条，对书院各色人员的行为严格规范，违者严惩。“凡为山长，不可懦也。牖导必宽，约束必严。山长主之，监院佐之，斋长承之，各卫门督之。败习者、邪说谬论者、名虽著录而不奉课程者，有罚。轻者罚月费，重者夏楚（责打），再重者屏逐（留校察看），再重者既逐出（开除），监院仍禀提学注劣，甚至褫黜（革去功名）。院门至戌则关闭，无名籍者不得容一人入居于院。院设斋长四人，以助铃束、稽课程，增其月费，以学优年长者充之，由学院选用，无过不更易。阙则请命而更补之，监院不得私派，不得以钱物琐俗事委斋长。有犯教条者，监院、斋长不以闻，轻则记过，甚则更易。”

张之洞在尊经书院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四川风气闭塞，士子只知道读四书五经，史籍、小学之书匮乏，缺少参考书籍和学习资料，张之洞一边慷慨捐出薪俸，为尊经书院购买了一千多卷书籍，一边亲自撰写了极负盛名的《书目答问》和《輶轩语》，专门为尊经书院的学生“提示治学门径”和读书方法。由于《书目答问》简洁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书大概和目录版本常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检索需要，为学界所欢迎，很快就在国内流行开来，至今仍是国学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书。

尊经书院对入学生员的选拔手段主要是调和考。调就是对川内各州府岁考优秀的秀才按比例直接发牌（类似今日录取通知书）调入，这也是锦江书院及其他官办书院最常见的录取手段。在调院之外，张之洞还实行“投考”，对那些没能牌调却心仪尊经书院而来投考的优秀学子“核其籍贯、学册、其人之有无及真伪”后，进行考试，“收录少（稍）严”，“由院长面试一次，以备参检其文理”。“三课不入二百名内者，除其名。”对优秀的投考者，还专门分了十分之三到十分之五的膏火银指标。以此鼓励那些有真才实学但又考不过科举院试的读书人。类似于今天高等学校的自主招生单独考试。这也是张之洞在四川的教育改革创举。

尊经书院“沉静好学，崇实去浮”的学风和严谨的教风、严格的管理，吸引了众多有志于学的青年才俊。他们或以牌调书院为荣，或是积极准备，纷纷投考。一时尊经书院享誉全川，称为青年学子读书求学的梦想之地。远在盐井湾三圣宫教授馆学的廖平和杨桢也为之所动，积极备考。

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二十五岁的廖平和杨桢第四次赶往资州参加科试，以获取参加下一科乡试的资格。按《钦定礼部则例》，科试考题一般是四书题一道，策问一道，默写经文一段，五言六韵排律诗题一道。张之洞在资州的丙子科试却没有出四书题，而是创新性地命题一“狂”字。廖平答卷时，用上了他在五凤山帮人烧字纸时偶然读到的“狂，狾犬也。二篆为转注。叚借之为人病之称。”来作答。当时四川闭塞，学子除四书五经外几乎不读其他书籍。廖平用《段注说文》答题，在考生之中显得特别突出，深为喜研小学的张之洞所爱，于是将廖平答卷列为第一。试后，廖平赶紧去购买《段注说文》仔细阅读，认真钻研。不久参加复试，题目是“不以文害辞”，并注明“文作《说文》之文解。”这对于刚刚熟读《段注说文》的廖平来讲，无疑是驾轻就熟，他广征博引《说文》、《诗》句展开议论，再一次博得张之洞矜赏，牌调尊经书院肄业，且以优等食廪饩，住尊经上舍，每月领取8两银子的膏火费。更重要的是，廖平开始专心古学，“从书院章程治小学、目录、金石、典故，后乃专心治经。今之所以治经，虽与训诂家有小别，而得力之处全在初功。”也就是这段时间对《说文》的阅读和研究为他将来专治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看似偶然的人生际遇，其实是包含着人生发展轨迹的必然性。没有勤学苦读的执着，怎么会放过一切可以读书的机会？于是字库烧纸便是必然。只有读得多，想得深，文章才能言之有物论之有据，那么甲戌院试落卷之中考第一、丙子科试牌调尊经也就成为廖平学术人生的必然。

一起参加考试的杨桢也同时被尊经书院录取，两人成为尊经同学。

这一年入学尊经之时，妻子李氏又生下了个儿子，取名廖成学。之前廖平夫妇生育过一儿一女，但都不幸襁褓夭折。后过继三兄廖登楼次子为长子，取名廖成芝。

这一年的冬天，张之洞学政任满，离川回京，充文渊阁校理。文渊阁校理是掌管阁藏《四库全书》的注册、点验等事，一般以翰林院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兼任，是一个清闲京官。张之洞因此有时间和当时朝廷的“清流”官员交往。“清流”是一群自谓清高博雅，以指斥评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他们有声望地位而无实际权责，经常上书谏诤，无所忌讳，颇让当朝权臣不悦，甚至有时也让皇帝和太后难以下台，时人称他们为“清流党”。张之洞与潘祖荫、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与清流骨干张佩纶、李鸿藻相交甚深，为日后仕途积累了人脉。

张之洞离川回京时，按惯例应得参费银二万两。他辞而不受，全部捐给了尊经书院，离任时竟然无钱置办像样的衣服。廖平与尊经同学一直送他到新都，在桂湖饯别，依依不舍。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初六日在回京的路上，张之洞饱含牵挂与希望地给他四川学政的继任谭宗浚写信说：

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此事建议造端、经营规划，鄙人与焉。今日略有规模，未臻坚定，章程学规，俱在精鉴；斟酌损益，端赖神力。他年院内生徒，各读数百卷书，蜀中通经学古者，能得数百人，执事之赐也。（《致谭叔裕》《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132页）

可见他对四川和尊经书院的深厚感情。回到京城后，张之洞生活窘迫，四十岁生日也没法筹办，他的夫人只好典当衣服为他置酒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