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六变天人学空言垂法万世景_郑板桥传

四五六变天人学　空言垂法万世景_郑板桥传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号召的洋务运动，以甲午惨败而破产；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维新改良运动，因戊戌政变而失败。想借助义和团之力抵抗帝国主义，结果反而引狼入室，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庚子赔款、《辛丑条约》使得先进士人认识到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积淀的封建专制政权，于是同盟会1905年成立，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迫使清廷不得不在1906年打出“新政”的幌子，搞“预备立宪”以笼络人心。在“新政”的旗号下，廖平终于从地方官的严加管束中解放出来。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廖平回到成都，在补习学堂做教员。同时在官办法政学堂讲授《大清会典》。在选科师范讲伦理学，以课本非腐则谬，无法采用，于是自编《伦理约编》作讲义。“大旨在取外国先野后文之箴言以合《公羊》拨乱反正之范围”（李光珠序），以“孝”、“宗庙”、“拱阳抑阴”、“丧服”、“文字”等为题，取西人进化之说，用进化说独尊孔经，以拨全球之乱。

同盟会员熊克武是廖平井研同乡，当时正在成都秘密发展同盟会员，积极组织武装暴动。廖平从熊克武那里了解到了革命党。但廖平早已坚信，只有孔子、孔经才是救中国、救世界的唯一途径，所以他反对革命党的革命活动。一头扎进天学人学的发明之中，继续构建天人圆融合发的大同理想世界，由此开始了他经学四变的历程。

四变萌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廖平大量阅读西学著作，试图用他的“聪明心思”把所学西学全部归入孔经体系，撰写了《今太西考》、《泰西各国官制异同表》、《泰西姓氏学考》、《西人政治学述意》、《五大洲女俗通考》、《引法意支那诸条以释春秋谷梁传》、《天演编制考》等文字，“书后均足见先生事事皆以经为归”。这一年，他还雄心勃勃地拟定了《则柯轩丛书提要》（中分灵素、楚辞、地形、列庄、谶纬）和《天学书目提要》（中分《易》、《诗》，乐道佛、鬼神、山经……）。一变二变是从经传中分析推衍归纳出观点，而四变则先立观点，再有计划地有目的地从经籍中去搜寻证据，“我注六经”变为“六经注我”，所有经籍皆为我所用，治学方法也已完全改变。(www.guayunfan.com)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廖平从《知圣篇》中辑出关于左丘明的内容，重加考订，写成《左丘明考》，认为左丘明就是“启予商”，为子夏之后。公谷为双声，谷卜与梁羊商同为叠韵，《公羊》、《谷梁》为子夏卜商之异文，所以三传都是为子夏所传。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以廖平经说“穿凿附会”，下令四川所有学校禁止聘任廖平，由此剥夺了廖平的讲学、教育资格。不得已，廖平只好携眷回到井研，连塾师都做不成了。这一年，一直对廖平有奖掖提拔知遇之恩的受知恩师张之洞去世。“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垂垂老矣的张之洞“知其不可而为之”，为延缓清王朝统治的最终崩塌苦苦支撑，在“国运尽矣”的悲凉心境中走完生命的最后行程。尊经书院举行了公祭大会，困顿之中的廖平从井研赶赴会场，痛哭失声。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窘困之中，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宣统二年（1910），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宣统三年（1911）五月九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募集来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农民购买的股份也占有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收回路权，但不退还民间资本，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时任川汉铁路总公司驻川总经理的曾培是廖平尊经书院的同窗好友，为进行保路运动宣传，由川汉铁路总公司出资创办《铁路月刊》，聘请赋闲在家的廖平担任主笔。被清廷剥夺了教育权而陷于困顿中的廖平，站在了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立场上，积极投入到保路运动中。

谁也没想到，四川的保路运动竟然成为清廷乃至整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政权土崩瓦解的序幕。辛亥革命胜利后，廖平因在保路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一跃而成民国功臣，坐上了四川大汉军政府枢密院院长（类似今天的秘书长）宝座。但书生岂是从政料，廖平自知自己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很快便从枢密院退出，进入军政府刚刚成立的国学院。

清末国粹派士人为“学术救亡”“保存国粹”而设立存古学堂，谢无量担任存古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辛亥革命后改建为四川国学馆，民国建立后四川都督尹昌衡在成都三圣街设国学院，拟修四川通志，延请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然后又将国学馆并入国学院，吴之英为院正，谢无量与刘师培同任院副。国学学校附设于国学院内，刘师培以院副兼任校长。廖平在国学院和国学学校主讲经学。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作为经学大师，他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与章太炎（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齐名，时有“二叔”之称。刘师培早年在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受章太炎启发，撰写《小学发微》，引用西方社会学学理，重新阐释清儒文字音韵之学。后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宣传革命。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加入了同盟会。留日期间，迫于经济压力，被端方收买，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后公开入端方幕府。宣统三年（1911）随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端方被杀，刘师培被俘虏。后经孙中山保释，留在了成都，在谢无量的举荐下出任国学院院副。

1913年（民国二年）吴之英病辞院正，举荐刘师培接任（时年刘师培二十九岁）。吴之英善说礼制，对廖平创分今古颇不以为然，希望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刘师培能扭转国学院中“肆挥今文”的学风。当时，廖平在国学院内发挥今文经学，高谈“天人之际”，刘师培则主讲音韵训诂与《春秋左氏学》，主张治汉学唯在谛古言、审国故。不仅如此，在辨明经史关系、天人性命之说、今古文经起源等重大问题上，廖、刘二人更是“持各有故，言各成理”。“师培好与先生辩难，常至夜分，严寒不辍。”（《廖季平年谱》）

出自《左传》世家的刘师培向来倾向于“六经皆史”，即去除经的神秘性与神圣性，将经典“文献化”。他在为廖平《中国文字问题》作序时虽然批评廖平“或贸更前籍，赘附骈辨”，但也支持廖平简化文字，“务反俗词”的主张。正是在与刘师培的论辩中，反对沉迷文字训诂之学的廖平，为了尊孔开始着力于对文字源流的考察。1912年廖平撰写《中国文字问题三十题》（托名门人李尧勋），认为文字也是孔子所创造。这是廖平经学四变创建天人学说的起点。1913年廖平出席北京全国读音统一会，期间廖平抛出此说，清史馆总纂、新城王树枏（字晋卿，廖平故交）指出廖平学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非有古用字母之实据，不足以餍服人心。”（《中华大字典》廖平序）。廖平当时无以应答，回川后集师生之力详加搜检、研究，得证16条，著成《中国文字问题》，以文字起源支持经史分流说以及“天人学说”。既然文字为孔子创设，那么所谓古史记载自然在孔子之后。“古史不传，今所诵习六书文字之说，统出孔后，全属经说”，“惟孔子空言垂教，俟圣知天，全属思想，并无成事”，“六经立言非述旧，空文非古史”，“其论孔学大要，在经史之分，语、文之别”。倡导“天人之学”的廖平以经学应对世事的变迁，将经学意识凌驾于史学意识之上，反对把经书本身的内容当成古史来研究，用大量文字批驳“六经皆史说”，“龚定庵、章实斋之流，以经为古史最谬”。

廖平认为“经学是以哲学为基础的”，于是1913年九月，廖平发表《孔经哲学发微》一书，对中国传统经学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与探索。标志着廖平创立“天学人学说”的经学四变成熟。

虽然学术界一般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中国哲学建立的标志，但廖平是第一个用“哲学”术语探讨中国哲学的学者，比谢无量于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以“哲学”命名著作早了近三年。

民国建立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迅猛。在中西文化的对撞交流中，中西学术也互相吸纳，从中国的传统学术内部分化出来的史学、音韵学、算学、天文、地理等“专门之学”被逐渐纳入到西方的学科体系当中。但当时西方的学科体系中却没有与经学相对应的学科。而经学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学术，是封建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石，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命脉之所在。所以，经学转型问题，关系到国体安危、民族生存发展的大问题。

自西汉以来，一直居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主体的经学，被西方学科体系不断裁剪，经学的主体性、合法性存在遭遇挑战，道统被打破，经学权威不断坠落。1913年九月廖平在曲阜召开的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上讲演，成《孔经哲学发微》一卷，旋即付中华书局出版。谢无量为之序。

在《孔经哲学发微》中，廖平认为“六经为孔子所作”。孔子不仅创作了六经，而且在这些经典当中都寄托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是孔子为后人规划的垂法万世的圣经。孔子以后的儒家经典都是对孔经的解说，是“经说”而不是“经”。道、墨、法、名等诸子百家甚至佛教都源自孔子所创立的儒家。由此把孔经推衍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都可归入孔经的范围。而他所讲的“哲学”却是“大约与史文事实相反。惟孔子空言垂教，俟圣知天，全属思想，并无成事，乃克副此名词。”取名为《孔经哲学》，就是表明六经是“空言”，是“思想”，是孔子为万世所作的规划，不是历史，是圣人的理想。“古称孔子空言垂教，垂法万世者，正哲学之定名矣。”但是在古文经学家看来，六经只是保存了中国上古历史的官方档案，并没有圣人的“微言大义”，孔子不是教主，只是“良史”。廖平尖锐地批评古文经学家“以经为古史”，大大动摇了六经与孔子的地位“……似此恒河沙数之孔子，所以酿灭国灭种之劫运也。”

廖平在三变提出的大统大同是孔子为地球立法，但是随着他西方天文学知识的增长，对空间的认识已超越地球，进入太空宇宙，将来的人类活动不会仅限于地球，孔经当然也不能只限地球。于是廖平试图从孔经当中搜寻相关的说法。他从经传中“详考至人、神人、化人、真人、大德、至诚、大人，以为皇天名号。而以《灵枢》、《素问》、道家说补之，以见圣人、人帝之外，尚有天皇，此天人学之所分也”。在《孔经哲学发微》中，廖平指出孔子六经微言之中有人学和天学，他将《春秋》、《尚书》作为人学二经，《王制》、《周礼》为其传，是孔子为六合之内的地球人类立法，最高境界是圣人、人帝；《诗经》、《易经》为天学二经，其传记杂糅《山海经》、《楚辞》、《黄帝内经》、《庄》、《列》佛道甚至风水堪舆之书，是孔子为六合之外的太空宇宙立法，最高境界是众生皆佛，飞身往来，神游诸天，形游六虚。

人学是宇宙发展的低级阶段，天学是宇宙发展的高级阶段。人学从《王制》小统发展到《周礼》大统，为天学作好准备；天学从《诗》之“神游学”发展到《易》之“形游学”，达到天学形游六虚的最高境界。从人学的中国小统到天学的形游宇宙，要实现这一过程需经过人种的千万年进化。廖平的天学，综合运用本土佛道、医学、文学典籍中的思想和中西方天文学知识，除《诗》、《易》天学二经外，《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黄帝内经》、《庄子》、《列子》诸书，以及道教、佛教、堪舆术数，无所不包，构建了一个以“众生皆佛，飞身往来”为最高境界、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伦理化宇宙运行法则。天学、人学均为孔子生前制作，天人合一。“以目所见之四宫为四岳，以所不见者为四夷，诸星之大小尊卑，亦如地上人事之法，此为孔子天人学也”。（《孔子天学上达说》）

廖平经学三、四变，不再拘泥于传统经学今古文学之别，而在当时中西古今之争中思考中国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创立天学人学说，从以传统经学研究为主的士人学问家转型为以政治哲学为内容的哲学思想家，廖平以孔子及六经为中心，把中国文化融会贯通为一炉，把孔子为中国立法拓展到为全球、宇宙立法，表面上看来是有些“怪诞”“穿凿”。但四变时期正值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权土崩瓦解，民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与封建专制复辟拉锯斗争时期，作为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学也正逐渐失去它为之服务并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日趋枯槁。今文经学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因失去了权力的支撑、权威的光环而无法行用于世，不得不转向对理想社会的虚幻构想。所以表面上看来是有些“怪诞”“穿凿”的廖平经学，其内在是符合逻辑发展的尊孔尊经的思想体系的，简单地斥之为“怪诞”“穿凿”是对廖平苦苦寻求中国经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出路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的否定。正视廖平的天人之学，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民族复兴必定是有益而无害的。

1914年，廖平回川后，接替刘师培出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廖平没有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开课，而是仿照原书院教学模式，开设了《王制》、《春秋》、《尚书》、《周礼》、国文、算术、地理等传统课程，教学方式上也沿用书院模式，每日只上课四钟，学生要作日记，每季考课一次。

廖平开始潜心研究隋杨上善著的《黄帝内经太素》的日本残本，这是廖平去年从上海得到的非常罕见的秘本。残本中有《人迎脉口诊篇》和《尺诊篇》，廖平把他过去所写的《人寸比类篇》和《诊皮篇》，对比残本，进行重新校对，写成《人迎脉口诊补证》和《诊皮篇补正》。从这年开始，廖平在中医理论上著述增多，尤其是1919年中风后，廖平对中医的热情更炽，撰写了《脉学辑要评》、《灵素五解编》、《伤寒讲义》、《诊络篇》、《难经经释补证》等二十多部中医著作。

廖平研究中医，除了少年时代在井研名医廖荣高家塾求学、三兄廖登楼行医，耳濡目染的影响以及自己中风之后半身不遂久病成医外，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想从医学典籍中寻求人天通途。三变时期廖平就关注《素问》，引五行学说为地球五方之符号，从《灵枢》九针中考证为大九州说。第四变时，又从《内经》中“真人至人”考证为“《楚辞》之师说，专为道家神仙去世离俗之所本”，而《楚辞》又是“为《诗》神游梦想之师说”，从而把《内经》和《诗经》联系起来。后来的五变，又从《内经》中的“五运六气”说同齐诗中的四始五际、五情六性相联系来解读《诗经》，直到六变以五运六气解《诗》、《易》。可以看出，廖平研究中医，不是为了成为名医，悬壶济世，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一名合格的中医。他研究中医是“志在医医，不在治病”，是在寻求个体人如何飞身成仙，形游六虚的。

这年（1914年）8月，政治上已投靠袁世凯的刘师培从北京致书廖平，质疑他以孔经统摄释道之说，廖平把四变时期为证明释老相同，均为儒家所创而遍检典籍搜寻出的《子史精华释部》一卷，重新命名为《佛学考原》，回复刘师培。可惜，刘师培“旧病复发”，1915年加入了筹安会，忙于写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做吹鼓手，无暇与廖平砥砺经学，直至1919年英年病逝。

1915年，廖平开始研究堪舆之学（即风水学），写成《地理辨证补正》四卷，《撼龙经传订本注》一卷。门人黄熔为之注。廖平以治经之法治堪舆之学。黄熔在为《地理辨证补正》作序中说：“四益先生……以为此经传之精华，大学之佐证，乃以穷经之心思，博采传、纬、子、史诸说（如《周礼·律吕》，《礼运·太一》，乡饮酒之宾主位次，纬之北斗明堂，《灵素》之九宫，史天官书之类）勘明杨曾立法之原——窃以蒋说多言诀，《补正》则详理。蒋传囿于授受，《补正》究其根源。蒋氏拘泥旧文，《补正》沟通变化。蒋氏惧于漏泄，不免秘密之谈，《补正》比之说经，不畏鬼神之责……”明确地概括出了廖平《地理辨证补正》对传统堪舆学的创新与突破之处。廖平在《撼龙经传订本注》自序中说“……今仿《王制》、《周礼》订本，分经、传、说三等级，举大纲以张细目……其枝生节外，无关经旨者，则在害马当去之例。要期理求其是云尔。”廖平研究堪舆地学，被后世论家讥讽为方士，但廖平绝不是为成方士而研究堪舆地学的，他研究堪舆地学的目的其实是为他的天学理论寻找证据，天人感应必有其途，舆地风水、星象谶纬、诗乐天籁都是天人交感的途径。

廖平经学五变大约开始于1918年，在四变天人四经的基础上，廖平加进了《礼》、《乐》，《礼》为人学小统，是人与禽兽的分水岭；《乐》为天学小统，是《大学》、《中庸》向《诗》、《易》的过渡。人学修齐治平后，由行而知，通过以乐的途径以天人交感的方式进入天学神游阶段，最终达到天人合发、周游六虚的形游境界；五变人天小大学说在理论本质上没有突破三变四变所构建的天人学说，只是在三变四变基础上吸收了老庄、内经、堪舆等神秘主义思想，是对四变天人学说的补充完善。

五变时期正值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时期。一方面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袁世凯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组织，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另一方面，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钱玄同更是提出了“废除汉字论”，他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事新理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废掉汉文之后，钱玄同主张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的人造语Esperanto（世界语）来代替汉文。当时不仅宣扬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人纷纷撰文表示支持，连傅斯年、赵元任等传统文人都表示支持，一时间形成声势。

汉字若死，孔经当然就亡了，这是廖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他极力论证汉字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字，提出孔圣造六书说。《文字源流考》就是在主流文化极力宣扬废除汉字而廖平竭力批驳之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是廖平经学五变成熟的标志之一。廖平借助时髦的西方进化论，认为文字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字母到六书古文，字母不如古文，欧美各国的字母文字只相当于中国结绳阶段。将来世界大同了，文字必将统一为六书古文，且“传之万世，一统全球”。廖平的预言虽然是为了极力地尊孔保经，但是站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汉语学习者和快速增加的孔子学院，钱陈胡鲁，蔡瞿郭茅等人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1921年农历二月初九，廖平七十大寿。廖平自觉六变说成，于是易号“六译老人”。将平生著作已刊者编为《六译馆丛书》，由存古书局印行。

廖平经学六变的主要内容是以五运六气说《诗》、《易》，就是用《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说分别阐明作为天学大统的《诗经》和《易经》都是蕴含了天地人合一、天人合发的传统思想极致境界，以弥合整个孔经哲学体系。《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天人合一就是人天交际，由人进天的实现途径。在孔经体系中是没有明确的天人合一实现途径描述的，三四五变中的天人合一的大同世界如何通过孔经实现是一直困扰廖平的难题，从三变时期开始关注《内经》直到晚年才有所顿悟。先撰写《诗易合纂》为理论先导，然后分别在《诗经经释》和《易经经释》中套用五运六气将《诗经》和《易经》拆开重组，以证明孔圣在《诗》、《易》中为万年后世进入天人合发的大同世界暗寓了光明坦途。“优游中得《诗》、《易》圆满之乐，遂半生未解之结于《灵》、《素》获大解脱。”（《六变记》）

廖平通过五运六气对《诗》、《易》的创造性解释，构建宇宙天人圆融无碍、天地人合一的天学理论，与经学三四五变一起构成孔经天下的哲学体系。六译老人尊孔尊经矢志不渝以扬国学的赤子之心终获圆满。

廖平将自己一生的经学发展分为六变，“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沉思，废寝忘餐，动以年数，豁然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经话甲编》）体现出他对自己学说的自信和自我肯定，所以廖平从不讳言自己学术多变“唯心知其意，则百变不穷”（《经学初程》）甚至还把多变当作一种开拓进取的自我激励：“为学需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变不贵在枝叶，而贵在主宰……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至十年不变，则更为弃才矣。”（《经话甲编》）

廖平勤学苦思，学经六变，凝聚心血，不断拓展学思境界，他自撰一联：“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以此高度评价自己一生的经学成就，虽不自谦，也还算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