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一个一笔传两史的历史学家周谷城

纵论古今　横说中外——国内第一个一笔传两史的历史学家周谷城

傅德华

周谷城（1898—1997年），湖南益阳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回长沙任明德中学、省立一师等校教员，1926年曾任湖南农民协会顾问兼省农讲所教师，1930年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著有《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世界通史》等。

一笔两史　学贯中外

中国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曾说，良史之才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才，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又补充“史德”一才，即所谓治史四才。以此为标准，历史学家周谷城可称得上四才兼备的学界泰斗。

周谷城先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70多年，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出版著译作近20种。在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最引以为傲的是《中国通史》（开明书店1939年版）和《世界通史》（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这两本书的出版让他成为国内第一个一笔写出两部通史的历史学家。不仅如此，更为中国学术界所共识的是，他的两部通史各具特色。

《中国通史》是在新的史学理论——历史完形论的指导下撰写的，阐述了从远古到五四运动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所谓“历史完形论”，就是强调历史是客观存在、完整统一的。据此，周老的“完形之通史”标准有三：其一，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其二，行文以说明史事为标准；其三，标题以符合内容为标准。正因为他采用了这样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方法编撰了《中国通史》，而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难。

解放前，国民党《中央周刊》造谣，“周谷城写这本书，拿到了苏联给的卢布”。周先生所在暨南大学当局也认为该书“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责令他改教世界史学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他因该书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1958年《新建设》第七期首次发难，发表了《评周谷城〈中国通史〉》的文章；紧接着《光明日报》（1958年11月10日）发表了《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1958年《史学月刊》第十一期上又发表了题为《批判周谷城著〈中国通史〉》等文章。在上述文章中，有的批判《通史》忽略了“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这一唯物主义史观的基本原理；有的批判《通史》对农民起义之原因和作用的所谓错误认识，或所谓“资产阶级观点”等。不过真金不怕火炼，在那些所谓的“批判”中，《中国通史》的独特风格也得以彰显。1981年该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次修订重版时，印数达38000册，并在香港、澳门、台湾及国外广泛流传、深受欢迎。

周谷城所著《世界通史》则第一次打破“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史学模式，开辟了世界历史学研究的新境界。所谓“欧洲中心论”，就是史学研究不从世界全局出发，没有统一的整体，而偏重欧洲国家的历史。此前出版的世界史千篇一律，都是从埃及开始，接着就是希腊罗马，在古典世界之后便是基督教。为改变这种传统世界史的写法，周先生在《世界通史》的世界古代史部分独辟蹊径，把世界分为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加以阐述，着重写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这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创新的写法，是区别其他世界通史的显著特点，也是向传统史学模式和写作方法的第一次挑战，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有人曾著文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无愧为中国历史学家贡献于20世纪世界史学界的一部珍贵的科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纵论古今，横说中外”，十年一笔写出两部通史，周谷城确实是一位博大精深、学贯中外的学术泰斗。

两个观点　一场论争

20世纪60年代，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周谷城一直认为“争辩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其时，周先生撰文提出“无差别境界”的学术观点和对“时代精神”的解释，曾引起全国学界一场“学术讨论”。

所谓“无差别境界”，又称绝对境界，即身心互相统一、主观与客观互相统一的境界。1961—1962年之间，先生接连发表《史学与美学》、《礼乐新解》、《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等文章提出无差别境界说，提出如何正确认识矛盾与斗争、对立与统一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绝对的平衡统一、平静无波，可能是我们热烈所求的，但不是事实许可的，事实许可的总是对立斗争与平衡统一互相交错；由礼到乐是我国美学原理中最突出的原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由劳到逸，由紧张到轻松，由纪律严明到心情舒畅，由矛盾对立到矛盾统一，由对立斗争到问题解决。问题或矛盾解决了，生活上必有无差别的境界出现。

这些论点发表后，周先生原期待“抛砖引玉”开展学术讨论，却想不到立即招来了激烈的批评，进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讨论”。其间，不仅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的《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上接连不断载文与其“商榷”，姚文元更是发表《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把断而相续论及无差别境界论同50年代初“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联系起来“批判”。事实上，周先生提出的“无差别境界”，是反对艺术无冲突的。他认为“无差别境界，不仅没有艺术创作，而且没有一切创作可言”，但反对者攻其一点，专门谈无差别境界到底有没有。尽管如此，先生始终坚持认为，“不矛盾或无差别境界，在自然界或社会中或历史上都有地位”。

至于周先生对于时代精神的解释，则成为这场全国性“学术讨论”中的又一焦点。在上述列举的三篇文章中，周先生明确指出时代精神是不同阶级不同个人思想意识的统一整体，“这种种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或创作的特征或独特性，或天才的表现，就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而言曰时代精神；就其分别反映于具体作品而言曰天才的表现”。1963年11月14日的《文汇报》针对周谷城这个解释发表一篇批评文章指出，“这种论调反映了某些人厌弃斗争、厌弃不断革命的心理，是和人民群众的不断革命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它只能起到败坏人民的革命斗志的作用”。姚文元还就此专门写了《略论时代精神问题》，强调“相互敌对的阶级意识，从来也没有共同构成‘整体’的时代精神，而是一种革命思潮代表了时代精神向反动思潮进行剧烈的斗争”。为反驳姚文元等人的论点，周谷城发表《统一整体与分别》一文再次重申，“统一的整体，自始就包括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部分，自始就构成统一的整体。而且构成整体的部分，不是彼此分立、各不相犯，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斗争着，互相制约着的”。

在这场“全国共批之”的“学术讨论”中，周谷城遭到了来自“金棍子”姚文元等各方面无限上纲的批判及空前的政治压力，孤身一人左冲右突，但他毫不退让，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十年动乱中，由徐景贤等组织的30多个“团体”对周谷城联合召开了数小时的批斗大会，可在即将结束时他依然对着话筒大声宣告：“说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对；但说时代精神只是革命精神则不对。正如说人是动物，对；但说动物是人则不对。”正是这种“湖南蛮子”独特的性格，使得这场“学术讨论”历经30多年的考验，最终以他的胜利而载入史册。

教学相长　其乐无穷

周谷城先生从1921年任湖南第一师范英文教师始，迄至1983年6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第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从事教学工作60余年生涯中，始终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并注意付诸实践。在这方面他曾发表了《德论》、《今日中国之教育》、《教师的快乐是无穷的》一系列文章，阐明教学相长的重要性及意义。

早在1922年撰写的《德性》一文中，周先生便提出：“德性之基本方面——德目固不能细分，但德之基本方面，约可别为四项：（1）自持，（2）勇敢，（3）公正，（4）智慧。”身为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这四项，才能把教书的工作做好。他一生不仅要求自己这样去做，也要求他的学生同样要注重“教学相长”。1988年1月，当他的弟子李春元同志向其索取墨宝时，其当即将《礼记・学记》中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故曰，教学相长”的先哲语，书写成条幅赠之。这说明，周先生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学生的要求是一样严格的。在周先生看来，老师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责任重大，岗位是极其光荣的。他在为《论师・为师・尊师》一书写的序中，提出教师要“不断改进教学工作，帮助青少年很快成长为好公民、好人才。能这样，教师的快乐，当是无穷的！”

身在党外　心忧天下

周谷城不仅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生除读书、教书及写作外，从未放弃政治”。

早在大革命时期，周谷城就与毛泽东、何叔衡、徐特立、夏明翰等共产党员相来往，但他从未加入共产党。据周谷城亲属回忆，在他生前，何叔衡曾指着他的鼻子说：“周谷城硬不想参加党！”周谷城则回答说：“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不行，我这个人毛病多，我要是入党，三天就会开缺，倒不如在外面做点有益的事；请放心，我不会做对不住你们的事！”事实上，他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

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党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等职。他和农工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为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加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在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他积极参政议政，提议制定上海市文物保护法规，主张加强上海的基础教育，积极推进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和监督。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科文卫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期间，不顾年事已高，为推进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检查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此外，为推进我国与各国议会间的交往，周谷城做了大量工作。在会见外宾中，他积极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法制建设情况，为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

面对党给予他的荣誉，他却多次表示：“在这一方面，党给我的光荣够多的了。虽已年老力衰，感到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量力而行，还可以写一些。为着替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周谷城先生是复旦大学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由“教书匠成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国家级领导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