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与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

潜心办教育　矢志求科学——中国地理学与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年），浙江绍兴人，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曾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

漫漫求学路　拳拳爱校情

竺可桢出生于一个平常家庭，5岁进入他哥哥教书的家乡小学学习。在兄长的严格教育下，他从小养成了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同时，幼年的竺可桢从经常接触的农民那里，逐渐认识到气象变化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命运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1905年，15岁的竺可桢进入上海澄衷学堂学习。在那里，他不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且养成了坚持体育锻炼的好习惯，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当时的校长独断专行，聘用不称职的教师，大家一致推选成绩优良、为人正直的竺可桢为学生代表，跟校长谈判。为此，竺可桢和其他一些同学竟被学校勒令退学了。

1908年竺可桢正式转学复旦。或许是因祸得福，复旦进步的政治环境、高质量的教学水平，给竺可桢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使他如鱼得水。其间，竺可桢待人和气、刻苦用功、成绩优良，不仅加强了古文修养，还熟练掌握了英、法、德三门外语，给当时的同学如陈寅恪、金通尹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竺可桢在复旦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母校却满怀深情。1943年12月31日，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他，来到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应史地学会之请作了《大西洋宪章与战后和平》的报告，并参观了母校。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回顾了光绪末年在复旦求学的往事后，认为“复旦有学生一千二百人，川籍四百人，较清末远盛矣”，但同时也指出，“复旦房屋不少，而设备太差，是其缺点也。……知文学院院长现为伍蠡甫，梁宗岱为外文系主任，陈望道新闻系主任……”这反映了他对母校发展状况的关心。至于母校的老校长李登辉先生，竺可桢也充满敬佩与怀念之情，1947年李登辉先生病逝，复旦同学举行的追悼会就是由竺可桢担任主祭的。可以说，竺可桢与复旦的这段姻缘，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1910年，20岁的竺可桢考取了第二次庚子赔款留美生，进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毕业后，竺可桢感到应该进一步踏踏实实地学好科学，为中国广大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于是他进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学。在哈佛，他不仅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获得好评，而且积极参加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担任该社《科学月刊》的编辑。他在该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至今仍很有价值。1918年，竺可桢获得博士学位，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科教以救国　兴校唯求是

回国后，为了中国的地理学、气象学事业，竺可桢放弃待遇优厚的海关监督职位，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开大学任教，开始培养我国第一代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192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聘请竺可桢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

旧中国的气象事业十分薄弱，所有气象台均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把持。面对这种状况，竺可桢决心要为祖国争光。经过不懈努力，1928年他终于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气象台，同时在各省设置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站。在南京气象台，他刻苦工作9年，先后开展高空探测、无线电气象广播、整理中国气象资料等工作，为中国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1936—1949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达13年之久。他以科学家的严格精神办学，结合回国后的实践，提倡科学风气，发扬浙江大学的优良传统，明确以“求是”二字作为校训。他认为，教育事业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为了浙江大学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环境的改善，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抗战时，浙大迁到贵州遵义，设置了文、理、工、农、医、法和师范等7个学院，被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当浙大迁离杭州时，竺可桢知道杭州文渊阁藏有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清朝《四库全书》一套，建议国民政府教育部予以迁走，后教育部委托浙大负责此事。为此，竺可桢特意安排两人专门负责，经过千山万水、艰难险阻，终于将这部书完好地运到贵阳，并在抗战胜利后迁回杭州，为保护这一民族文化的瑰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竺可桢任浙大校长期间，不仅为科教救国事业终日操劳，还积极支持进步力量的革命斗争。在营救费巩教授、参加抗议孔祥熙的学生游行、揭露浙大进步学生于子三被害等事件中，他都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学生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全国解放。

日记廿四载　科研一生中

建国以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科技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气象学会理事长，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中德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为了合理、充分地利用我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建国以后竺可桢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综合考察上。1955—1960年，他经常去西北黄土高原进行实地考察，总结分析各种自然因素对农作物的影响。1961年，他还以71岁的高龄参加南水北调考察队，奔波于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和深峻高险的雅砻江大峡谷。

在解放前，竺可桢就坚持每天观察、记录物候和天气，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注重物候知识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建国后，从1950年到1973年，他连续24年，每天观测从未间断，而且记录全部保存。1966年，他写成了《我国5000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后来又不断增补修订，至今仍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推崇，并被公认为在气候学历史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晚年的竺可桢又写出《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文，为物候学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

1974年2月6日，竺可桢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用颤抖的手记下了一生中最后一天的气象记录。伟大的科学家以无愧于人民的高度负责的精神走完一生的科学道路。他曾经说过，“科学的态度，就是老实的态度，一方面不畏强暴，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同时也不要武断，不要凭主观臆测，对人对事应一无成见，虚怀若谷”。竺可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的光辉形象。

（赵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