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院士简介

遗传学殿堂中点燃着的一支巨大红烛——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院士

吕继红

一个科学家在中国创造了一个“第一”已属不易，如果创造了“三个”中国“第一”，当更令世人敬佩！复旦大学德高望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谈家桢教授就是这样一个人。

提起谈家桢教授的名字，在复旦掷地有声。他创造的三个第一是：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以国际公认的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的遗传学研究所，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

他的人生哲学正印证了郭沫若为东湖石壁上的一句题词，“不为湖小，天在其中”。国贫何足惧！创造自己的遗传学！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延年益寿，天下太平”的生活。但为实现这三个“第一”，他却饱尝了人生的坎坷与悲喜。

一

1909年9月15日，谈家桢出生在浙江宁波慈城镇。江南的青山绿水、蝉唱虫鸣，在少年谈家桢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他日后攻读生物学，不能不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2岁小学毕业后谈家桢进入宁波教会学校斐迪学堂。进入中学阶段的谈家桢，开始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时，他读《圣经》中的第一章“创世纪”，总感到有点纳闷，经常问自己：“上帝真是那么万能吗？究竟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这个在青少年时期困惑着他的问题，后来竟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想，虽然我现在不能回答，将来一定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谈家桢在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非常崇敬遗传学泰斗摩尔根。做摩尔根的一名学生，成为青年谈家桢梦寐以求的愿望。

在北京读书期间，谈家桢一头扎进了课题研究中。白天他穿越田野，跋涉山林，为瓢虫捕捉饲料——蚜虫；晚上他到实验室喂养瓢虫，进行杂交实验，观察其后代性状变异性情况。有同学见谈家桢对研究瓢虫如此专注，打趣说：“你是想当中国的摩尔根吧？”谈家桢笑而不答。但他心中的确有个梦想，就是沿着摩尔根的道路，毫不动摇地走下去。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以超凡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收集了很多材料，并获得硕士学位，令导师李汝祺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喜。

谈家桢的硕士论文见解独到。在李汝祺的建议下，他将论文分解为各独立成篇的三篇文章，其中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记录》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发表，而作为论文核心部分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经导师李汝祺推荐，寄往大洋彼岸的摩尔根实验室。

远在美国的摩尔根（1866—1945年）仔细地审阅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论文。一开始，他仅仅是出于对自己当年在哥伦比亚动物系研究院的中国研究生李汝祺的信任，但当他反复阅读眼前这篇用流畅英文写成的专业论文后，他的心确确实实被打动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在论文字里行间显示出来的才华令他震惊。于是，他同样郑重地将这篇不可多得的论文转交给名气也很响的助手杜布赞斯基教授，后者早年在苏联也曾经研究过这个瓢虫色斑变异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家桢表达了希望到摩尔根实验室深造的愿望，摩尔根也非常欢迎他来美攻读博士学位。在各方支持下，谈家桢凑齐了赴美的路费，于1934年来到美国，成了摩尔根的“入室弟子”。

当他进入摩尔根实验室之时，正值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领域。在摩尔根的关心和杜布赞斯基的直接指导下，谈家桢远离故国在遗传学的崎岖小径上奋勇攀登，寻求和探索生命的真谛。

也就是在这两年里，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利用果蝇唾液腺染色体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了果蝇在种内和种间的结构和变异情况，探讨不同种的亲缘关系，从而深化了对进化机制的理解；同时他还进行了遗传图的研究和绘制工作。他和美国、法国、德国等遗传学家合作完成10余篇论文，先后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国家的科学刊物上发表。1936年，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通过了答辩，27岁的谈家桢获得了博士学位。

谈家桢刻苦的治学精神和优异成绩，赢得了导师和同事的尊敬。导师盛情邀请他留下继续从事遗传学研究，谈家桢也很留恋自己的导师和同事，但是“科学救国”的志向使他坚定了返回祖国的决心。他说：“中国遗传学底子很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人才。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是属于中国的！”1937年夏，谈家桢打点行装，告别了导师和朋友，满怀信心地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途。

回国后，28岁的谈家桢应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到浙江大学执教。不久，中国遭日寇入侵，浙江大学内迁，理农学院包括生物系迁到贵州湄潭。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谈先生工作仍兢兢业业，以校为家。他后来回顾说，他这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时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他带领学生在破旧不堪的祠堂里，在煤油灯下用显微镜观察果蝇和瓢虫，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就在这个破祠堂里，1944年他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发现了瓢虫鞘翅色斑变异的镶嵌显性遗传现象，丰富了人们对遗传规律的认识。这一重大发现迄今仍被收录为遗传学教科书的内容，谈家桢因而奠定了在国际遗传学界中的学术地位。当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看到谈先生在这所土房子里研究写出震惊国内外的学术论文，表示深深感叹和赞美。

二

1948年，谈家桢39岁，年富力强，学术上正处于上升时期，在遗传学领域中将大有作为。当时他谢绝了国外的盛情邀请，在参加完国际遗传学大会后回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他教学和科研生涯中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他生命历程中的第一个春天。

1950年，谈家桢接替贝时璋，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但他不曾想到，由于全盘学习苏联，中国的遗传学研究事业受到巨大损失。当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学霸伪科学“李森科学派”的排挤下，已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境地。

被贴上“反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标签的摩尔根学说，一次次地受到批判。那些原来持有摩尔根学术观点的学者们，一个个成了被批判、改造的对象，在那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作为摩尔根“入室弟子”的谈家桢，自然是首当其冲。当时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被剥夺了讲授遗传学的权利，以后，还受到歧视，教授评级，也评不上一级教授。于是，他开始翻译《生物学引论》，讲授达尔文进化论。但他相信科学的真理最终会愈辩愈明；相信总有一天，在中国，在复旦大学，还是要恢复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

谈家桢期待的这一天来到了！

早年钟情达尔文、热爱自然科学的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岁月里，一直关心着自然科学，关注着自然科学界的风云变幻。1956年，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给谈家桢带来了科学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他抓住争鸣的时机，大力宣传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和新的进展。特别是1956年8月，中国遗传学史上颇负盛名的“青岛会议”召开，这是一次得到毛泽东亲自关注的会议，是一次贯彻“双百”方针的会议，也是一次为摩尔根学派平反的会议。在这次座谈会上，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直接传达了来自毛泽东的声音，并作了令人振奋的发言。于光远谈到“不赞成把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承认“有遗传物质不是什么唯心论，不是形而上学”，不能“随便给人扣唯心主义的帽子，更不允许给人家扣政治帽子”。谈家桢和许多科学家打消了顾虑，把多年来压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儿倒了出来。谈家桢在会上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遗传物质的性状表现”、“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发言。会议结束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开怀痛饮，酩酊大醉，后来他将之比喻为“翻身后的喜悦”。

正是在青岛会议以后，经陆定一的引荐，毛泽东知道了中国有一个正直的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弟子谈家桢。

这次会议及时挽救了濒临灭顶之灾的中国遗传学事业。

三

借助会议东风，谈家桢抓住培养遗传学人才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开设遗传学课程。1961年他又在复旦大学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以摩尔根遗传学也就是国际公认的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的遗传学研究所，开展了微生物遗传学、植物遗传学和进化遗传学的研究。这是国内高等院校在这一项目上零的突破，不仅弥补了建国之后7年内由于摩尔根派遗传学教学和科研中断所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发展遗传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以后，1957—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先后几次接见谈家桢，并在多次见面中亲切勉励他，“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这使他激情燃烧。新中国遗传学迎头赶上世界的态势已经形成。复旦遗传所成立以后，辐射遗传被列为重点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在当时具有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制定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1961年，谈家桢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正当事业开始蒸蒸日上之时，“文革”使他的人生再起波澜，遗传学工作又遭到了冲击，他本人又动了直肠癌和胃切除两个大手术。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谈家桢迎来了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三个春天。他不顾自己70岁的高龄，怀着对遗传学的深厚感情和执着的追求，又为自己定下了新的攀登目标——重返国际遗传学舞台，使中国遗传学研究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

“只有实干的成功，没有空想的成功”。谈家桢以极大的热情，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声望，出访了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近80多个城市，引进了现代化的仪器设备装备实验室。1984年，复旦大学建立了国家基因工程第一批重点实验室，他说，“21世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纪，任重道远”，培养大批适应时代需要的全面人才迫在眉睫。他邀请外国专家到复旦大学开设分子遗传学培训班，推荐一大批中青年教师到国外高校进修，以培养新一代中国遗传学人才。他还很注意将科学研究同生产实践相结合，强调产、学、研三结合方针，促进学校的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1986年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并担任院长。这是国内第一次把生物系改组成生命科学学院，是谈家桢晚年的又一创举，也是他生命中创造的第三个“第一”。如今从这里已走出了多位科学院院士，2001年和2003年评选出的全国最年轻的院士就是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的学生。

1998年，已是90高龄的谈家桢为保护人类基因资源，再度上书党中央，“世纪之交，一场没有硝烟的高科技竞争——人类基因组研究争夺战，已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如果真要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必须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占一席之地”。谈家桢的呼吁表达了一位老科学家渴望祖国尽快强盛起来的热切期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仔细阅读了谈家桢的来信，并将来信批示给有关负责同志：“建议你们召开一次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提出解决的办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

谈家桢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并很快作了重要指示。从此，保护祖国人类基因资源的问题被政府有关部门列入议事日程。

1998年3月4日，上海南方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上海市把科教兴市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加大了高新科学技术开发的力度，而其中的两大课题之一，就是生物工程。

四

由于谈家桢的功绩，国内外学术界，授予他许多荣誉：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终身荣誉院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1995年9月16日，谈家桢接过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为他题词“民族之光”的匾牌；同时获得了求是基金会的大奖——“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国际上正式批准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54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使他名垂青史。2003年他当选为上海市第一位教育功臣。

谈家桢，这位摩尔根的入室弟子，这位在中国教学讲台上执鞭了75年之久的遗传学家，这位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这位与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有多次不同寻常交往的科学家，60余年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为振兴和发展中国生命科学事业，刚毅坚强，坚持真理、呼吁奔走、呕心沥血而不遗余力，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敬重和爱戴，享誉中外。

人们赞扬谈家桢是一个对人生持奋争姿态的创造性的科学家；有人说他是一棵生命力顽强的不折不挠的参天白杨；更多的人赞扬他是遗传学殿堂中点燃的一支巨大红烛，现在仍然光照遗传学殿堂。

是啊，他修己是齐庄中正，对人则宽厚有容，“磨而不磷，涅而不缁”，“钻之弥坚，仰之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