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医学药理学创始人周廷冲

院士夫妻　传奇爱情——中国军事医学药理学创始人周廷冲

新中国50多年来培养了千余名“两院”院士，但夫妻都是院士的就极为难得了，周廷冲、黄翠芬夫妇就是这样比翼齐飞的一对。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对“院士夫妻”，凭借各自的学术修养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全军将士的尊敬和爱戴。

周廷冲是国际知名生化药理学家，我国军事医学药理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药理学研究室，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中级《药理学》教科书，培养了我国第一批药理学医务人才，与苏联专家凯林共同创建了我军第一个毒理学实验室，举办了我军第一期防化毒理学培训班等。黄翠芬则是我国基因工程创始人之一，领导首创了我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为我国军事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雾都相恋

周廷冲，字锦鸾，生于浙江省富阳县，父亲是地方硕儒，热心办学。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周廷冲聪敏好学，成绩优异。1941年上海医学院毕业后，他来到雾都重庆，任职于中央卫生实验院药理系。在这里，他遇到了“缘定三生”的终身伴侣黄翠芬。

黄翠芬小周廷冲4岁，出生于广州一个美国归侨家庭，在13个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一。虽然子女众多、家境贫寒，但黄翠芬父母非常重视教育，不惜代价供子女上学。考大学那年，学校想拿天资聪颖的黄翠芬制造“广告效应”，让她参加8所大学的考试，结果黄翠芬不负众望，拿到了8份录取通知书。最后，她选择了岭南大学化学系，成为班里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

1942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广州沦陷，岭南大学迁至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失陷，学校又被迫迁往粤北。黄翠芬一个妙龄弱女子，为求学不得不尾随跑单帮的老乡，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她绕开沦陷区，越过“三不管”地带，步行6天后到达坪石，借读于中山大学理学系，在岭南大学化学系孔宪保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她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不富强就会遭欺凌，人民就会遭殃。1944年大学毕业后，黄翠芬来到重庆。

一天，黄翠芬独自上街，看到地上横七竖八躺着10余具尸体，大惊失色，打听后方知是霍乱所致，从此这一幕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中。不久，重庆一家医学研究所招人，黄翠芬毫不犹豫地放弃化学专业，选择“细菌与病毒”专业。这个充满灵气和才情的女孩引起了所里一位27岁的“江南才子”的注意，他就是周廷冲。

在共同的工作生活中，两人渐渐地对彼此产生了好感。周廷冲给黄翠芬讲延安，讲八路军，讲他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前线做医疗救护，为八路军完成“食盐安全”化验工作，见过周恩来……黄翠芬听得如痴如醉，也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使周廷冲由衷地产生了钦佩之情。爱情不期而至，从此歌乐山悠长的小径上多了一对互相吸引、彼此爱慕的情侣。

1945年，周廷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公费留学，到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深造；1947年获药理学博士学位后转赴美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波士顿麻省医院进行博士后酶学研究和生物化学研究。其间，他与远隔重洋的黄翠芬鸿雁传书，开始了一场爱情苦旅。1948年，黄翠芬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后赴美，和朝思暮想的心上人相见，有情人终成眷属。

比翼齐飞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震撼了世界，也深深激励着海外炎黄子孙振兴祖国的凌云壮志。周廷冲夫妇欢欣鼓舞，觉得投身祖国建设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决心回国。

当时，这对年轻夫妇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有了一定的地位。周廷冲正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深得其导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普曼的赏识。黄翠芬在突夫斯医学院肿瘤研究室工作，业务上已经入门。不过，为了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谢绝了导师及亲友的挽留以及新加坡的高薪聘请，前往波士顿分别从事医学研究和生物化学研究工作，积蓄回国的路费。周廷冲说，叶落归根，他这枚飘零的叶子，怎能离开祖国呢？

回国前，周廷冲拒绝到协和医学院当教授，而选择了山东白求恩医学院，这件事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1950年春，当周廷冲夫妇凑足了回国的路费，兴冲冲地赶到旧金山办理出境签证时，受到了美国移民局的百般阻挠和刁难，然而千难万险也挡不住深深为祖国的新生所吸引的人们。在李普曼教授的帮助下，两人滞留旧金山一个多月后，用几乎全部的积蓄，换来了两张从美国旧金山开往天津的货船散票，冒着被移民局搜捕的危险，铤而走险“偷渡”回国。经过56天的漂泊，船终于靠近中国大沽口的海面，他们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回国后，原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宫乃泉介绍周廷冲夫妇到山东白求恩医学院工作，从此他们的生活翻开新篇章。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周廷冲积极筹建全国第一个药理教研室并编写药理学讲义；黄翠芬则克服困难，把原来的细菌室改建成“微生物教研室”，和几名年轻教员，开设了医学本科班等8个班，每年招收学生400多名。他们携手共进，在辛勤的付出中升华了爱情。

1953年，周廷冲调到刚成立不久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组建药理系，领导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工作。第二年，黄翠芬也调进该院。他们和一大批我军高级医学专家从事保密状态下的军事医学研究工作。作为“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这块和平盾牌的铸造者，从踏入军事医学殿堂的那一刻起，周廷冲夫妇就恪守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诺言。很长时间里，他们忍痛割断了血脉亲情，不给父母写信，不与兄弟姐妹联系，把全部情感都倾注在事业上。有一年，黄翠芬的母亲过80岁生日，老人让他们回去一趟。结果，他们只是含着泪遥遥为母亲拜寿。后来，直到母亲去世，他们都没能回去。1985年，当他们从人民大会堂捧回“医学防护”国家特等奖奖杯时，人们才知道他们原来在进行着一项多么了不起的科研工作，然而其中付出的艰辛鲜有人能想象。

“十年动乱”期间，周廷冲夫妇被迫天各一方，丈夫被送到西北贺兰山放羊，妻子也被调到其他地方。4个孩子或留北京，或插队农村，或随父亲去了贺兰山，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下子“支离破碎”了。有一次，黄翠芬去西北出差，顺便去贺兰山看望周廷冲和孩子。看着又黑又瘦、满脸胡子、头发蓬乱、手上裂开了许多血口的丈夫，黄翠芬禁不住哭了。

重新回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时，周廷冲夫妇都已年逾花甲了。“人生是短暂的，事业是无穷的”，他们痛感所剩时间不多，决心以有生之年加倍拼搏，开始更加忘我地工作。1984年，周廷冲突患心肌梗塞，虽经抢救脱险，但身体却已积劳成疾。此后黄翠芬便成了他的“健康顾问”和“生活秘书”，不仅关心他的身体，还在他和学生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一直帮周廷冲和学生传递各种资料和信息。1980年，周廷冲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黄翠芬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军历史上第一对“院士夫妻”产生了。

“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对这对夫妇的评价。他们不但自己孜孜不倦，潜心于科研事业，还积极指导学生，大力培养接班人。周廷冲常以法国科学家L・巴士德1892年70岁寿辰时给青年人的一段讲话自勉：“不论你们从事何种工作，都不要被非难和无聊的怀疑所动摇，不要让自己因国家所经历的一时忧患而沮丧。当生活于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宁静之中时，先问问自己为学习做了些什么。当你们逐渐长进时，再问问自己为祖国做了什么。直到有一天，你们可以因自己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做了贡献而感到巨大的幸福。”

1996年10月，周廷冲去世，离开了相濡以沫50载的妻子，给黄翠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赵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