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而艺术”——文学研究会与复旦大学

“为人生而艺术”——文学研究会与复旦大学

在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之际，中国文坛上崛起了一支新军——“文学研究会”。这个成立于1921年，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文学社团，面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内战频繁、满目疮痍的祖国，在成立宣言上响亮地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该社团的会员们独树一帜，坚持“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在作品中揭露黑暗腐朽的旧中国，介绍世界进步的文学思潮，批判当时文坛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文化，倡导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成就为世人瞩目，已然彪炳史册。

然而，文学研究会与复旦大学之间曾有过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历史长河所淹没，变得鲜为人知确是一件憾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复旦也是“五四”新文学摇篮地之一。在文学研究会这一具有强大生命活力的社团总共134位会员中，曾毕业于复旦或在复旦担任过教授的就占了19位，他们是郑振铎、郭绍虞、陈望道、刘大白、赵景深、谢六逸、顾颉刚、许杰、梁宗岱、傅东华、刘延陵、徐蔚南、周予同、吴文祺、乐嗣炳、李青崖、孙俍工、徐喜瑞、樊仲云。他们中有的是著名文学家、诗人，有的是著名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有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

文学研究会创始人郑振铎、郭绍虞是研究会骨干，著名的文学家、文学史家。郑振铎在小说创作、文学史研究方面颇有造诣，他的小说《桂公塘》体现了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郭绍虞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国内第一本科学、系统的文学批评史，开拓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途径。擅长写诗的刘大白，其代表作《卖布谣》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的悲惨境地，在写作上吸取民歌的营养，明白晓畅、生动活泼，为新诗的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刘延陵是《诗》月刊的主要编辑，他参与写作的诗集《雪朝》选收了文学研究会8位诗人的诗作，其作品体现了该会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诗人梁宗岱则擅长写作法文诗，并将我国古代大诗人王维、陶渊明的诗作译成外文。著名的元明清戏曲史研究家赵景深，后来任教于复旦，是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文坛的知名作家、出版家，对新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文学翻译家李青崖擅长翻译法国文学，是莫泊桑作品的翻译专家。傅东华一生翻译欧美文学名著。谢六逸则擅长日本文学翻译。杰出的史学家顾颉刚以古史考证等独特成就驰名史学界。周予同也是著名的经学家，他在史学领域作出了可贵的探索。陈望道老校长一生从事进步的语文运动和修辞研究，《修辞学发凡》一书是修辞学领域的里程碑，在海内外受到高度评价。

文学研究会活动鼎盛时期，也是这些大家在复旦创作、教学、工作最活跃的时期。他们拥护真理、向往光明，把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种子撒在复旦园中，为培育英才、救国救民作出了杰出贡献。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即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翻译了我国第一本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后来，他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3人从事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被誉为浙江“四大金刚”。在1920年秋到复旦中文系任教期间，他以马克思主义为先进武器，向学生宣传革命，积极进行语文改革，提倡进步的白话文，有力地支持了新文化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陈望道任复旦中文系主任，与朋友创办的大江书铺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基地。另一位复旦中文系主任刘大白，为《复旦周报》辟的“谈话栏”写稿，提倡白话文，在校内学生中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他对复旦大学的贡献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创作了复旦校歌，诚如后人评价，“刘先生这首校歌，每叠开始常威严，结尾的四行，又尽宛转曲折之，复旦的庄严、健全、清新、活泼、热烈猛象完全表现出来了”。正是这首优秀的校歌，在一代又一代的复旦人口中传唱，至今仍不绝于耳。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19名文学研究会会员，也是19位复旦人，他们在复旦的星空划出了永不磨灭的光辉，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复旦学子前进。

（鄂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