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来欣造的出版物,五来欣造教授

五来欣造教授

从大正到昭和，在政治经济学部最富有逸闻的教授是五来欣造先生。当时政治学科的中心人物是高桥清吾先生和五来欣造先生。高桥先生为建设“政治科学”于1939年(昭和14年)47岁便早去了。五来先生直到1944年(昭和19年)69岁去世，长期在职，讲授了独特的“政治哲学”，因而许多趣闻在学生中广为流传。

先生总是身穿和服，漫不经心地把讲义和学生名册揣进胸前，飘然地往讲台上一站，一定要问:“上次讲到哪里了?”有健忘症的先生忘了通向自己家里的胡同，正好有一家蔬菜店，心想打听自己的家怎么走不太好，于是问道:“五来先生的家是从哪里拐进去呀?”店里的主人说:“先生开玩笑吧!”没有告诉路。为之，先生甚是窘迫。这是从学生那里听来的，不识真假。

昭和10年间，作为讲师讲授了法制、经济、英语、新闻研究等课程的喜多壮一郎先生写了一本明治时期的艺妓研究的书。喜多先生和五来先生两人在演讲旅行时，在旅馆的澡堂洗完澡，五来先生居然没有兜裆布。五来先生以为自己爱忘事，也许没带兜裆布就出门了，第二天只得忍耐一下了，而在下一个旅馆洗澡的时候，喜多先生居然穿了两条。这些轶事仿佛是真的。

学生时代，我在附属图书馆打夜工，负责接待。五来先生穿着木屐响当当地进来了。虽说是大学者，可也不能脚踏木屐进图书馆呀。先生说:“这可难办了，能否借我草屐一穿。”我给公务室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拿一双草屐来。先生说:“对不起，我想把木屐寄存在接待室”，然后就进馆了。过了一会儿，先生从二楼下来:“刚才多谢了。”说着，换了木屐，接着很快将草屐拧了一下，从胸前揣进了和服里。我顿时慌忙地喊道:“先生、先生……”先生不闻，似风而去。

这样一位有风格的先生，号素川，是有名的好文才者。据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原子朗先生的研究(《稿本宫泽贤治全书》第十一卷月报和《原体验之宝贵》1974年9月)所言，1903年(明治36年)先生翻译出版的《未见到的父母》(警醒社)首次将法国的埃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翻译成日文，是对日本文学有着很大影响的畅销书。据原子朗先生说:其译风自由奔放，被称之为豪放之译作。

五来先生生出于茨城县，就读第一高等学校，1900年(明治3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的法国法学专业。在第一高等学校时代，作为棒球队的干事非常活跃(《夕刊富士》昭和52年1月18日号，近藤唯之的文章)。大学毕业后，从事文笔生活，刚才所说的翻译作品便是那时的文笔工作。1904年(明治37年)去法国和德国留学，研究政治学，被外交大臣本野一郎发现，1914年(大正3年)作为《读卖新闻》的主笔而回国。一年半后，辞去主笔工作，来往于大隈重信宅邸，大隈侯爵说:能做我的秘书吗?(五来著《大隈重信其人》，第475页)之后，很快成了大隈侯爵主办的《大观》杂志的主笔。这个时期“素川”的号出现得最频繁，并且1918年(大正7年)做了早稻田大学的讲师，后来当了教授。大隈侯爵晚年时，五来先生一直在其身边，所著《大隈重信其人》(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作为早稻田大学创立50周年纪念的出版物，正如政治经济学部部长盐泽昌贞先生在《序言》中所写:“如其说是学究式传记家，还不如说回到往日记者素川的本行，发挥信手写来的文采，使老侯爵的身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文字中。”该书充满了五来先生的一片真情。

五来先生作为政治学者，著书有《现代政治》、《政治学要领》等。其主要著作是他的学位论文《儒教对德意志政治思想的影响》(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9年)，该书的扉页上写着:“谨将此书献给《东西文明之融合》的著者故大隈侯爵。”论述了中国儒教对德国和法国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尤其强调启蒙专制主义与儒教思想的一致性。先生对这一题目感兴趣的动机是1906年在法国留学时，看到法国有很多中国美术品，所以“认为美术有如此之影响，势必思想上也有支那的影响”(《东西文明之融合》，第272页)。

先生原本是遵循“社会连带主义”的，后将它与儒教联系起来阐释“义务本位之精神”，摸索超越“21世纪西洋文明缺点的权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途径，晚年却走向强调适应战争时局的国家主义。

不言而喻，伏尔泰和奎奈是如此，启蒙期的法国憧憬中国很盛行，后来的欧洲思想家们也常谈及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是需要从比较文明的观点来分析的，只从“影响”的角度论述，不免牵强附会，先生著作的原始观点在今天可能不适用。但是，看看近来一部分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家们对21世纪的未来“东方思想”的构想，也许五来先生这位作者可以称之为需重新作批判性探讨的先驱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