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岁月：手上青春还剩多少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珍贵岁月：手上青春还剩多少_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卷四　珍贵岁月：手上青春还剩多少

钱钟书和杨绛都不喜政治，但奈何形势逼人，他们不得不抉择一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祖国的大半疆土已相继陷落，法国被纳粹德国虎视眈眈，他们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他们原打算攻读学位，并已经开始准备博士论文。但如今，法国并非久留之地，他们已无心逗留，只想快点回到心心念念的祖国去。

你好，巴黎

在遥远的塞纳河畔，有一个艺术之都、浪漫之城，它的名字叫巴黎。那里有典雅的卢浮宫，庄重的凯旋门，还有迷人的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那里有随处飘落的金黄叶片，微凉的清风，还有浓郁的咖啡香。(www.guayunfan.com)那是座有魔力的城市，精致优雅，连梵·高也迷失在这文雅的艺术气息里，徐志摩也如是说：“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稀罕天堂。”

巴黎，你好。有人说，你的每一个场景都和爱情有关，那么，当中国文坛这对让人钦羡的伉俪来到你的怀抱，你应该会很热情地给他们一个吻吧。

钱钟书和杨绛曾在暑假时来过这里，虽然只是短暂停留，却在浪漫巴黎风情里动了情。在回牛津前，他们便请老朋友帮忙代办了巴黎大学的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当他们身在牛津，沉浸于即将成为人父人母的喜悦时，他们已经算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钱钟书本是要在牛津大学待四年的，但为了妻子能在法国更好地学习拉丁语言文学，他选择提前两年毕业，并谢绝了牛津大学聘他做中国讲师的邀请。

一九三七年，他完成了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并顺利通过了论文口试，领到了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一纸证书。

牛津的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在他们的宝贝女儿阿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一家三口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他们先坐火车去了伦敦，转车到多佛港口，然后上渡船过海，入法国加来港，最后又乘火车才算来到了巴黎。

一路上，他们跋山涉水，风尘仆仆，不过看着可爱的阿圆熟睡的容颜，他们的心情便没有阴霾。阿圆是个漂亮的娃娃，穿着过半身的婴儿服，在旅途中，曾经有个中年乘客看着她一语双关地恭维说：“a China baby。”

听到这样的夸赞，杨绛和钱钟书都很是骄傲。这是他们的女儿，肌理红嫩，是个中国娃娃，也像个瓷娃娃。

在法国加来港口，当港口管理人员看到抱着可爱婴儿排队等候的杨绛，便立即请她优先下了船。她第一个到了海关，便悠闲地辨认自己托运的行李，一会儿提两个小提箱的钱钟书也到了。

他们细细整理行李，等待海关人员的入境审查。海关人员很是喜欢白瓷般素净的中国娃娃，一件行李都没有查，连箱子都没有打开，便微笑着画上“通过”的记号。杨绛说：“我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到了巴黎火车站，他们的朋友盛澄华已在等候。盛澄华帮他们在巴黎近郊租了公寓。那里风景优美，交通也颇为便利，坐车五分钟便可以到达巴黎市中心。

公寓的主人是一名退休的邮务员，叫作咖淑夫人。她用自己的退休金买下了这栋公寓出租，也为部分房客提供三餐。她是个好厨师，做菜相当不错，并且伙食既丰富又便宜，常常鸡鸭鱼肉摆满餐桌。

巴黎是自由的国度，带着烂漫的法式情调，并不像牛津那么死板。钱钟书曾为了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在不必要的功课上，白费了不少功夫，对此他很是介怀，常常引用一位取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的话：“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

在巴黎大学，他不想再为了一纸文凭浪费自己的时间。好在巴黎大学的学风相当宽松自由，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想要读的课程学习。

巴黎，是春天，更是天堂。这里有着不少慕名前来的中国留学生，留学欧美来巴黎度假的也很多。留学生们散居在巴黎各区，在这里，他们几乎每次出门都能碰上熟悉的面孔，也结识了不少留学生朋友，偶尔还会相约咖啡馆聊聊天。

钱钟书与杨绛的公寓同盛澄华一样都在拉丁区，距离很近，便经常去盛家玩儿。他们一干留学生朋友聚在一处，很快便发现钱钟书对音乐、舞蹈、美术似乎兴趣不大，也不像其他进步青年那样天天马克思主义，但他博闻强识，随口便是大家之言，后来，盛澄华说：“钱钟书说的话好像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的。”

除了盛澄华，与他们来往比较多的便是林藜光、李伟夫妇。林藜光专攻梵文，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在读博士，李伟是来自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才女，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填词作赋颇为精通。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与阿圆同年同月生的儿子，大大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两个女人凑到一起，不谈文学，不谈理想，只心心念叨“育儿经”。李伟告诉杨绛，有些同学将孩子送去了托儿所，自己得了片刻清闲，可孩子却遭罪了，连吃喝拉撒睡都要按规定的时间进行。杨绛听后，唏嘘不已，自然舍不得自己的阿圆受这样的洋罪。

那时，他们对门的邻居太太因着丈夫早出晚归，自己还没有孩子，便常常逗阿圆玩。她很是喜欢这个肥嘟嘟的小婴儿，便想要带去乡间抚养，并对杨绛他们说：“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你们去探望也很方便。”

只是杨绛如何舍得。她说：“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

对门邻居太太曾把阿圆的婴儿床挪到了她的卧房，看看孩子能否习惯。好在阿圆并不认生，没有哭过一声，只安稳睡着，很是香甜，在自己房间的钟书和杨绛倒是牵肠挂肚地一夜无眠。

后来，对门邻居太太没有去乡下，她还是会把阿圆抱到家里去玩，杨绛和钱钟书有事需要一同出门时，便会请她帮忙照看，并付给她一定的报酬。

这样，阿圆的问题便解决了，他们开始沉下心，扎扎实实地读书学习。为了淘些宝贝书看，他们常常去逛古旧书店，从一个个书筐中挑选自己中意的图书，带回家静静品读。

就这样，嗜书如命的钱钟书，自由恣意地读了一年书。书不管是中文、英文还是德文、法文，他从十五世纪出版的图书一直读到十八九世纪出版的图书，后来阅读的范围还加上了意大利写就的图书。当时，钱钟书还常把自己的诗歌、散文寄回国内，发表在《文学》杂志和《国风》半月刊两个颇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上。

据杨绛回忆，他们初到法国时，两人曾共读《包法利夫人》，当时钟书的生字比她要多，但一年以后，钟书的法文水平便远远超过了她。对于此事，杨绛不无调侃地说：“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他们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留给了书籍，连吃饭都觉得没有闲工夫。咖淑夫人家的伙食虽然丰富美味，但却是钱钟书吃不惯的洋味儿，并且咖淑夫人喜欢一道一道上菜，经常一顿午餐就要消磨掉两小时，这让爱惜时间的夫妻俩很是无奈。不久后，他们便自己开伙做饭了。

煮汤烧菜，也是平淡中的情趣。杨绛喜欢把鸡、咸肉、平菇、菜花等一股脑放在锅里同煮，然后钟书吃肉，她喝汤，而阿圆吃奶。后来，她从咖淑夫人那里学会做“出血牛肉”，便把鲜红的血留给阿圆吃，有时，她还让阿圆吃些蘸着蛋黄的面包和空心面。

阿圆长得很快，也长得很结实。用杨绛的话说：“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看着这样一点点成长着的女儿，夫妇二人很是开心。他们托着阿圆的肥嫩嫩的小手小脚细细端详，竟然神奇地发现骨骼造型与钟书的一模一样。

她已经开始淘气，淘气的功力丝毫不输给乃父。当看到镜中的小人儿，她便咯咯直乐，仿佛认出了自己；当钟书做着恶心的样子闻她的小脚丫，她便会笑出声来；当钟书和杨绛看书不理她，她又会不安分地过来抢他们的书……

于是，杨绛为阿圆买了一只高凳，外加一本大书。他们夫妻读书时，便让阿圆坐在高凳里，前面摊开那本大书，另外，他们还给了阿圆一支铅笔。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场景：两个大人看着书，人小鬼大的阿圆便拿着铅笔，学着大人的模样，安安静静地画书玩。

当钱钟书在给朋友的信上形容自家女儿如此顽劣时，杨绛还不服气地拿这件事辩白：“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

后来，他们买了推车，每天推着阿圆出去玩一圈。只是谁知道，这个贪玩的女儿，最早说的一句话，不是“爸爸”，不是“妈妈”，而是“外外”，天知道她是多么想去外面玩儿！

这是他们的巴黎时光，带着法式情调的舒适安逸。幸福不过如此，在一座美丽的城，守着小小的三口之家，时光静好，细水流年……

阿朵士2号

爱在巴黎。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着令人着迷的力量，那古朴的街道，塞纳河畔的日落，还有夕阳下缓缓走着的白发老妇人，都是独属巴黎的优雅冗长的电影慢镜头。

身处诗意的异国街头，他们沉浸在这无穷无尽的安宁中。世间纷繁，虽然这里也有阴冷灰暗的角落，但都与己无关。他们是观者，只要相依相靠，日子便简单纯粹，富有情调。

只是，终究还有牵绊，毕竟他们不是天涯无根的浮萍。一九三七年，他们是幸福的，但远在大陆另一端的父母之邦，却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他们的心弦。

这一年，钱钟书最尊崇的隔代知音石遗老人逝世了，这让夫妻二人很是唏嘘难过。出国前夕，当他们专门去向老先生辞行时，他拉着钟书的手，伤感地说：“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唉，一语成谶。未及两年，石遗老人便遽归道山。

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己奢。

旁行书满腹，同梦笔生花。

对影前身月，双烟一气霞。

乘槎过万里，不是浪浮家。

犹记得尚在牛津时，先生还给他寄来这首《寄默存及伉俪》，夸赞他们夫妻的才华与恩爱，可如今，竟然是天人永隔，不复相见，而他们竟然连相送一程的机会都没有。钟书叹息一声，流下两行泪，作一首《石遗先生挽诗》，寄予哀思：

几副卿谋泪，悬河决溜时。

百身难命赎，一老不天遗。

竹垞弘通学，桐江瘦淡诗。

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

适量方寸玲珑地，饾饤悲欢贮几多？只是这只是个开始，一场场令人惊愕的变故，个人的，乃至祖国的，正在慢慢靠近……

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他们的铁蹄一步步向南方逼近，无锡、苏州都开始遭到侵略者无情的践踏。故乡的天空染上了厚重的阴霾。一时间，战机盘旋，流弹横飞，死在日本人枪下的百姓不计其数，疲于奔命的人们再顾不得家，纷纷四下逃亡。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赶紧接无锡的一家老小到上海租界避难。但定居苏州的杨绛父母，却没有那么幸运，日军的飞机天天在他们家上空盘旋，但杨母却偏偏生了恶性疟疾，几乎奄奄一息，无力逃亡。

鹣鲽情深，杨荫杭舍不下妻子独自逃亡，便想让大女儿和小女儿阿必跟着姑姑们逃难，而自己便随着老伴儿暂避香山，只是两个女儿无论如何都不愿丢下父母独自离开。

只是杨母终究是顶不住了，于香山沦陷前夕去世。乱世夫妻生死情，杨父荫杭用几担米换得一副棺材，将妻子送到坟地。这个刚强的男人，带着两个女儿，跪在荒野里失声痛哭。

只是他还不能倒下，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他还要带两个女儿去安全地带。他擦干泪，在棺木、砖瓦、树木、石头等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带着女儿逃难去了。战火连天间，他要留下些线索，以后他一定要把老伴儿接回去。

只是当时整个苏南地区都已沦陷，他们寻不到安身之地，只得冒险回了苏州家中。苏州已是一座死城，四处都是寻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两个女儿只得改了男装，剃了头发，日本兵一来搜查便躲进草堆。

当时，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住在苏州盘门。这个古怪的女子，依旧一身胆识正气，曾经留学日本的她不止一次去面见日军长官，用日语指责他们纵容部下烧杀抢掠，日军长官也因此勒令部下退还抢掠的财物。

因着这份胆识，她遭了日军的毒手。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把她骗到桥顶，一个开了枪，一个把她抛到河里。当两个刽子手发现她还活着，又连发几枪，直到鲜血把河水染得通红。只是这已属于后话了。

在巴黎的报纸上，他们看到了祖国山河破碎的幕幕场景，不禁悲愤激昂。这一刻，钱钟书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杜甫那般沉郁顿挫的忧世情怀，并作了《哀望》一诗：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

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

白骨堆山，鬼哭吞声，亡国之民，命贱如蚁。爱国志士，身为国殇，本应保家卫国，挥洒一腔热血。但如今，他在遥不可及的巴黎，不能沙场点兵，也不能玉石共焚，空余一腔报国之情、亡国之恨！

他们并不知道杨母的去世，因为家里人一直有意瞒着杨绛。只是敏感细腻的她，怎会察觉不到些蛛丝马迹？迁居法国后，她总觉得家信里缺了母亲的声音，但却不愿往母亲去世的方面考虑。

一九三八年，刚过完春节，她才从大姐的信里得知母亲已于去年十一月去世了。杨绛回忆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

当时，她尚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这失了母亲的消息，宛如晴天霹雳，刺痛了她的心。常言道，女儿为母亲，便知报娘恩。她已经尝到了做母亲的艰辛与喜悦，可是这没报的娘恩却成了她一辈子的亏欠。

还好有钟书在身边，还好她的痛有枕边人分担。后来，杨绛回忆时无限地感慨道：“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远在巴黎留学的一九三八年，他们思念着祖国，也记挂着亲人，钱钟书更是常常吟唱柳永的这句诗词，来纾解自己的思归之情，更何况，巴黎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一场席卷全世界的浩劫，正在悄悄酝酿。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发生内战，随后德国、意大利对西班牙发动了攻势，继而入侵捷克、奥地利等国，欧洲开始动荡不安。当时法国虽然还未受到战事波及，但也因经济危机影响，造成了法郎贬值。

一九三八年八月，德国希特勒发动军事演习，实施全面征兵计划，为挑起更大的法西斯战争做着最后的准备。与德国比邻而居的法国自是危机四伏，法国人为此惶恐不安。

钱钟书和杨绛都不喜政治，但奈何形势逼人，他们不得不抉择一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祖国的大半疆土已相继陷落，法国被德意志虎视眈眈，他们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他们原打算攻读学位，并已经开始准备博士论文。但如今，法国并非久留之地，他们已无心逗留，只想快点回到心心念念的祖国去。

将归远客已三年，难学王尼到处便。

染血真忧成赤县，返魂空与阙黄泉。

蜉蝣身世桑田变，蝼蚁朝廷槐国全。

闻道舆图新换稿，向人青只旧时天。

这是钱钟书在回国前所作的《将归》一诗。上次一别，已离家三年之久，多少个日日夜夜，家乡已经换了一副模样。不如归去，他沉思着、忧虑着，虽然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虽然还没有拿下博士学位，但还是早些回去吧。

事不宜迟，归国归家便提上了日程。只是受欧洲战事影响，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纷纷回国，归国的邮船可谓一票难求，他们辗转各处，最终还是通过里昂大学才买到了三等舱的船票。

有了船票，归家不再遥遥无期。九月间，钱钟书夫妇抱着刚刚断奶两个月的女儿，拖着沉重的书籍行李，登上了法国阿朵士2号邮轮。再见，巴黎；再见，法国！船慢慢驶出港口，向着那片熟知的领地开去，他们多想大喊一声：“祖国，我们回来了！”

出国时，他们乘坐的是英国邮轮的二等舱，伙食很好，谁知回国的三等舱，伙食差了很多。而归国心切的他们，竟然忘了帮已经断奶的女儿准备些营养品，可怜的阿圆不得已吃了二十几天的土豆泥。

看着迅速瘦下来的女儿，杨绛很是心疼，她惭愧地说：“上船时圆圆算得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不胖不壮了。”

站在阿朵士2号邮轮的甲板上，极目远眺，钟书只觉思绪万千。天是蓝的，海是咸的，风是缠绵的，他要归国了，开始全新一轮的人生，只是不知，祖国的这片天空是否依然辽阔，自己又能否随心所欲地做喜欢的学问？

岸近了，他嗅到了久违的气息，独属于祖国的味道。又见炊烟，只奈何近乡情怯，他整理了一下思绪，提着行李上了岸。

事实上，钱钟书与杨绛的提前归国是相当明智的。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整个欧洲陷入混乱。一九四〇年，德国更是大举进攻法国，后来钱钟书很是庆幸地说：“幸亏那个时候早一点归国，如果再延迟一年，遇到了战争，恐怕就回不来了。”

才子轻狂

号外！号外！阿朵士2号带着一对文坛伉俪圆满回归！

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文化圈时，杨绛已经到了上海租界的家中，而钱钟书则成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教授。

归国前夕，他便收到了母校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来信，诚挚地邀请他来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本来，刚刚学成归国的学生，只能做讲师，并没有资格担任教授，但他这曾经名赫一时的清华大学才子，自然是个例外。他的例外太多，已经不足为奇。

这一次，他答应了，只因念着一份母校情。

当阿朵士2号在香港靠岸时，他便告别妻子女儿，先行下船奔赴云南昆明，到迁居此处的清华大学任教。那时，华北已经沦陷，那里的三所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都迁到了昆明，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一年，钱钟书二十八岁，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教授。说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实外文系的教师们基本上都是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就这样，他成了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而且是很受欢迎的年轻教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这个从不听课却总考第一的“清华才子”，来一睹他风采的学生更是不在少数。课堂上，他是如此年轻，还带着几分学生模样，但却总能将平淡无奇的课文讲活，那谈笑风生、魅力四射的模样，轻易俘虏了学生的心。

大概想要显得老成些，他身穿藏青色西服，脚蹬黑色皮鞋，脸上还挂着一副黑框大眼镜。只是他毕竟年轻，藏在镜片后面深邃的目光，总是在不经意间带出一丝神秘感。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他开了“欧洲文艺复兴”、“当代西方文学”和“大一英文”三门课。其中，“大一英文”是不分院系的必修课，慕名而来的学生很多。

他不像叶公超先生那样说很多中文、很少英文，也不像吴宓先生那样缺乏感染力。他只说英文，不讲中文，只讲课，不提问，偶尔还冒出些幽默十足的经典语句。

当学校放《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电影时，他便微笑着对同学们说：“有些人看了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当解释“怀疑主义”的意思时，他又言简意赅地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号。”这便是他的魅力，妙语连珠，却又恰到好处地为同学们拨开迷雾。一位叫作许渊冲的学生，直说他“语不惊人死不休”。

“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西方文学”是高年级的选修课，修过他课的学生有许渊冲、许国璋、杨周翰、周珏良等，后来皆成为了国内颇具造诣的学者和翻译家。其中，只比他小五岁的许国璋如是评价他：“钱师，中国之大儒，近世之通人也。”

许国璋还说：“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词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远赴欧洲留学的三年，他心无旁骛，充盈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时过经年，他成了教授，更具才子的耀眼光环。

除了教书，他还是《牛津大学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的特约编辑，也在学校的刊物《今日评论》上发表了不少“冷屋随笔”。只是他轻狂依旧，言谈并不顾忌世故人情，文章包含着许多对可憎社会现象的批评，对文坛那些庸俗丑恶的现象，更是毫不留情地大加讽刺，看得大学生们无不拍手叫好。

年少轻狂，他的口无遮拦不经意间便得罪了许多喜欢“对号入座”的人。而他的学问渊博，上课不错，乃至受学生欢迎，也遭到了有心人士的嫉妒，他成了众矢之的，大受排挤。

在他心里，文学应该是纯粹的，他不愿将文学的研究变得钩心斗角、小心翼翼。大抵天妒英才，所以在给他才气的同时，还给了他轻狂，给了他固执的脾性。

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不打算在下个学年聘请他，他或许听到了风声，也或许忍受不了别人处处的针对，便在一九三九年夏辞了教职，乐得一身清闲。更何况，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父亲任职的湖南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大学正邀他前去筹建外文系。

相传他离开学校时，曾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能是真的吗？他虽然轻狂，但人身攻击自是不屑做的，就算他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也只是玩笑之言，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幽默劲还有人不知道吗？

他和叶公超先生的梁子便在这时候结下了，不知是因他风头太劲，还是叶公超怕他威胁到自己，不打算继续聘任钱钟书的意见便是他和陈福田一同发给校长的。后来，叶公超接受采访时，还说过不记得钱钟书曾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过书一类的言语。

清华大学的教授，真心爱惜他的人大抵也就吴宓一个了吧。当这位宽厚仁慈的长者知道钱钟书因为排挤而辞职，很是惋惜，并亲自向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提议重新聘请他，陈福田当然没有同意，连校长梅贻琦聘请钱钟书来清华大学的电报也被有心人藏了起来。

吴宓对此很是气愤，大声斥责“皆妇妾之道也”。他和陈寅恪一同为此事呼吁奔走，但都无果，他痛心疾首地叹曰：“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

只是他没有放弃。一九四一年年底，当陈福田请教授商议系里事物，吴宓再次提出请钱钟书回校任教，虽然有些妒才之人依旧反对，但这次通过了，吴宓的奔走终于换来了一个说法。

不久，陈福田便亲自去上海聘请钱钟书。钱钟书拒绝了，他虽然感念吴宓先生对自己的厚爱，但终究不想在这样复杂的人事间浮沉。对此，杨绛曾如是写道：“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辞职后，钱钟书只觉一身轻松，他回到妻子女儿身边，度过了一段惬意无比的休假。

在上海，钱家住辣斐德路，杨家居霞飞路来德坊，两家离得很近。钱钟书没回来前，由于钱家已经住满，杨绛便与父亲同住，但常常带着阿圆去钱家“做媳妇”。钟书回来后，便同妻子女儿一起住在岳父家，早晨起来再回钱家。

苏州沦陷后，杨绛的母校振华女中也散了，许多学生都避难到了上海，于是校长便想要在这里筹建分校。当她听说杨绛归国了，便拉她帮忙，还硬派她当分校校长，大抵怕她不肯，还请一位叫作孟宪承的先生到教育局立了案。

当时，杨绛还在广东的一名富商家做家庭教师，所以颇为忙碌。

虽然劳累些，但杨绛心里颇为满足。母亲是她终生的遗憾，可如今她回来了，伴在父亲身边，也不失为一种安慰。父亲已慢慢走出阴霾，剃了长须，戒了安眠药，神色也渐渐清朗起来，只是他依然放不下，那还未妥当安葬的亡妻。

他为妻子买下了灵岩山的一块墓地，并乔装打扮成乡下人的模样去香山寻回了妻子的棺木。转眼时间已到了一九三九年秋，杨家的小儿子也自国外归来，于是他便带着自家的一干儿女回了苏州，他要在一家团圆时，重新安葬自己的亡妻。

阔别多年，她总算又回到了苏州老家。只是这里早就不复旧时模样，她记忆中花木掩映的优美庭院，早就荒废在丛生的枯枝藤蔓间，她梦里的长廊朱栏，也早就褪了色彩惹了斑驳，而那些古玩玉器、珍贵书画，更是被洗劫一空。

她不敢相信，这荒草丛生、一片狼藉的庭院，便是自己在百转千回时想要归去的地方。嗬！时间是无情的杀猪刀，战争是残忍的刽子手。她突然想起钟书在昆明时寄给她的那首诗：“苦爱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

他们去了公墓的礼堂，为母亲送去一份迟到的道别。走进礼堂，看着那摆放着的黑漆漆的棺木，杨绛的心止不住地抽搐。记忆中母亲的一颦一笑还在脑海不断盘旋，那么真实，只是再也无法触摸，她用手绢擦拭着棺木上的灰尘，终于泣不成声。

她们姐妹跪在坟前，看一筐筐石灰掩住棺木，尘封过往。逝者已逝，这是最后的告别，活着的人们还有很漫长的人生路，需要用爱支撑着走下去。

人生在世，总迈不过一个“情”字。亲情、爱情、友情，终究是要交用真心交换。其实，人生最大的圆满，莫过于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

一个人的蓝田

远离那些尔虞我诈的排挤不屑，钱钟书的身心变得格外舒畅。难得浮生几日闲，回到沪上家中，饮一杯茶，看一本书，逗逗可爱的女儿，日子便欢愉起来。

在爱人面前，他依旧是童心未泯的孩童，不是给妻子画个花脸，便是在女儿肚皮上创作，还每晚和女儿玩“猫鼠共跳踉”的游戏……只是休憩过后，他还要重新出发。

下一站，蓝田。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与徐燕谋、邹文海等几个人一同赶赴位于湖南宝庆的蓝田镇。他们先买了从上海到宁波的船票，然后途经金华、宁都、宁兴、庐陵等地。一路上，他们跋山涉水，舟车劳顿，才来到了蓝田的门前。

在渡船上，他看着两岸倒退的高山美景，不禁思念起已经两岁多的女儿，回国后，自己缺失了太多她的成长瞬间，他多想伴着她，见证她的每一份童真。只是他并不知道，还不懂得思念的女儿，早就把这个在渡船上渐行渐远的父亲抛在脑后了。

经过一天多的航行，他们到了宁波郊区。下了船，天已渐晚，他们便乘黄包车赶路，却又遇到了大雨，他们只得在近处的一家小旅馆，听夜雨凄迷。

不过还好，风雨过后，总有美景浮现。第二日，当他们出门时，赫然看到青翠欲滴的雪窦山，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乘兴游山。或许，老天便是为了让他们一睹这名山胜景，才让他们滞留此地。

雨后山林，空气清新，鸟鸣绕谷，还有那颇具盛名的雪窦寺，钱钟书不禁诗兴大发，作了《游雪窦山》组诗五首，其中一首如是云：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

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肯倾吐。

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天教看山来，强颜聊自诩。

他们在宁波待了两天，便又踏上征程。一行几人，他们先乘汽船，再坐黄包车，足足赶了一天路，才到了金华，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金华足足滞留了一个礼拜。

兵荒马乱的年代，哪里都人心惶惶，出门哪还有顺利可言。漫漫长路，颠簸无常，以后的每一站，他们都会耽误几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托运的行李。同行的徐燕谋因此还作了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所见所感。

一路萧条景，他们看着沿途荆棘丛生的田野，看着荒无人烟的村落，看着四处逃窜的人流，不禁心生愤慨。

“十里断炊烟，荆棘未剪伐”，因为日军的侵略战争，曾经广袤的浙赣一带，处处民不聊生。

而他们，也是狼狈的。

当他们舟车劳顿到达庐陵时，身上已经盘缠全无，好歹凑成几个铜板买了些烤山芋，几个堂堂大学教授再顾不上形象，在街头墙角，背过身去大快朵颐。

幸好遇到了一位好心的旅馆主人，不仅请他们吃鸡，还让他们免费住店。出门在外，他们再没有挑剔的权利，吃过饭，便和衣躺在简陋的旅店休息。斗室之中，跳蚤横飞，他们夜不能寐，只能听着外面的凄风苦雨，挨到天明。

后来，钱钟书回忆说：“军兴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形羸乃供蚤饱，肠饥不避蝇余。”

山一程，水一程，他向蓝田那边行。

虽然跋山涉水，颠簸困顿，但他依然手不释卷，不时翻阅英文字典。同行的邹文海见后大为称奇，钱钟书解释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有约翰生博士的字典随身相伴，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

邹文海摇摇头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也不愿费时去查字典。”

对此，钟书正色回答：“你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

这是钟书的独特爱好，一直坚持到老。他不仅能挨着字母逐条阅览，还能把新版本上的新条目补充到旧书之上，而他那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简明牛津字典》上，更是写满密密麻麻的批注。

三十几天，他穿越了千山万水，终于来到了蓝田小镇。没有丝毫停留，他便投入了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外文系的筹建之中，不但担任系主任，还开设了几门课程。

他是外文系系主任，他的父亲是中文系系主任。这一次，他不仅同父亲共执一校，并且职务相当，简直可以说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传奇。他知识渊博，讲课生动，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教授，大有超越乃翁之意。

据一位听者记载，钱钟书在课堂上谈起父亲时，曾说“家父读的书太少”。而钱基博老先生也丝毫不以为意，还坦言道：“他说得对，我是没有他读的书多。首先，他懂得好几种外文，我却只能看林琴南译的《茶花女遗事》；其次，就是中国的古书，他也读得比我多。”

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他还算悠闲。每日授课之余，不是练练字，便是读读书，还会在午饭和晚饭后，去父亲那里聊聊天。蓝田是个小地方，并没有什么娱乐消遣，于是，听他“侃大山”便成了同事们最大的趣事。后来，钱父的助教吴忠匡如是回忆说：“晚饭以后，三五好友，往往聚拢到一处，听钟书纵谈上下古今，他才思敏捷，富于灵感，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尖锐的幽默感。每到这一刻，钟书总是显得容颜焕发，光彩照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钱钟书的清谈，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种最大的享受，我们尽情地吞噬和分享他丰富的知识。”

从很小的时候，他便拥有让人着迷的力量，能够绘声绘色地说故事。如今，走过那么远的路，看过那么多的小说，他有满腹的逸闻逸事，可供大家玩乐享受。

有一次，钱钟书同吴忠匡一起去徐燕谋在校外的寓所，当时恰有几个同事在座，便围上来请他说故事。当时的钟书也很有兴致，便说起文人才子的奇闻逸事。只见他戴着礼帽，拿着手杖，将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说到兴处，还手舞足蹈，不能自已。

这一讲，便是两小时。当他兴尽告辞时，突然发现自己把徐燕谋的蚊帐戳了几个大窟窿，赶紧拉着吴忠匡溜之大吉了。但听他故事的诸位，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不妥，可见他的故事多么引人入胜了！

其中一位听他说故事的人，如是评价说：“钟书非常健谈，锋芒所指，鞭辟入里，汪洋恣肆，趣味盎然；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可谓人生一乐。”

有人说，蓝田没有娱乐消遣，日子颇为刻板单调。其实对钱钟书来说，只要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无论在哪都是趣味横生的。虽然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地处偏僻小镇，但因着“国立”二字，学校的资金颇为充裕，也打造了颇具规模的藏书。

于是，无论是午后还是睡前，他都会博览图书馆的那些书籍，还边看边做笔记。冬日的蓝田颇为寒冷，他便用木炭生火，点着桐油灯读到深夜。

当然，除了阅读，一定少不了创作，其中包括大量的旧体诗。事实上，这段日子，是他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忧患出人才，他亲眼看着日本人明目张胆地侵略，看着一座座大城市沦陷，看着一座座高校迁到穷乡僻壤间，自然内心颇为苦闷，便作诗以抒怀：

昔游睡起理残梦，春事阴成表晚花。

忧患遍均安得外，欢娱分减已为奢。

宾筵落落冰投炭，讲肆悠悠饭煮沙。

笔砚犹堪驱使在，姑容涂抹答年华。

身处乱世，欢愉只是表面的，内心蠢蠢欲动的伤世情怀，是掩盖不住的。有人说，江山的不幸成全了他的诗歌，或许吧，诗歌本就是抒发情绪的利器，他只是写下自己的内心而已。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诗歌，脱掉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稚气，变得沉郁广博，独具一番风韵。他说：“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这段时间是他创作的成熟期，不仅写出最多的诗歌，也写出最好的诗歌。

他的诗，一如他的学问，汇集众家所长，不仅具有杜甫的沉郁、孟郊的瘦寒、黄庭坚的深辟、杨万里的清新，乃至黄仲则的自然，皆兼而有之。并且，他的诗，句句有出处，字字有来历，驱典隶事，抒情说理，皆恰到好处。

他的《谈艺录》，也是在这里开始写的。全书他耗时三年有余，用札记那般零散多变的方式，完成了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巨作，创下中国诗话之里程碑。

开篇序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实忧患之书也。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降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

写于忧患间，字里行间便少不了忧患之词。在这里，他用极为粗糙的毛边纸书写，每晚写一章，两三天后又在原稿上不断修订补充，不几日，毛边纸上便被填写得密密麻麻。

陶渊明、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他每写一篇，便交给几位友人品读，吴忠匡、徐燕谋等人都保有录本。而他离开蓝田时，还将已完成过半的初稿奋力誊清一遍，然后将原稿付忠匡藏之。

他在蓝田待了两年，每一日都是尽心尽职。外文系的教师不多，他这个系主任便亲自上阵，育人不倦，教大一英语的老师生病请假，他也帮忙代课，并且一代就是几个月。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乘游轮辗转回了上海，准备小住后再回学校。只是偏偏不巧，“珍珠港事件”爆发了，他沦陷在了上海这座孤岛间，再没有办法回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职。

他是传奇，到哪里都具有传奇的魅力。在这座偏远小城，他赤手空拳，打造出一个颇具内涵的外文系，也打磨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他成就了一个人的蓝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