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就是名__鲁迅与废名

“废名”就是名__鲁迅与废名

“废名”就是名——鲁迅与废名

废名（1901—1967），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冯文炳，字蕴仲，笔名还有病火等。湖北黄梅人。北京大学学生，后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等。新中国成立后，写了一本《跟青年谈鲁迅》，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2年后任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1963年起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

20世纪20年代，废名与鲁迅有多次往来，鲁迅日记中，1925年提到了四次，1926年两次，1929年一次。这些日记，除一次记有废名送书给鲁迅外，其余多是这么几个字：“冯文炳来。”来干什么？鲁迅没说，我想，无非谈谈读书作文之类的吧。鲁迅在几封信中也提到了废名。1926年8月8日在致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说：“《关于鲁迅……》须送冯文炳君二本（内有他的文字），希即令人送去。”鲁迅说的这本书即《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书中收有废名的论文《〈呐喊〉》。早期的废名对鲁迅的小说是爱读的，也有所研究。

废名是一个诗人气质很重的性情中人。比如他和湖北同乡熊十力的关系就很能见其为学为人的卓尔不群。他们是好朋友，学术上又是论敌。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谈过一则趣事：“有余君与熊翁（按：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说到废名的个性，北大教授也是废名学生的汤一介有这样一段回忆：“废名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话使我大吃一惊，于是不得不仔细听他讲了。”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和知己。1934年8月，周作人访日期间，接见日本记者井上红梅时，谈及自己“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只有三个”，其中提到的就有“用废名这笔名的冯文炳”。周作人在《药堂杂文·怀废名》一文中认为废名“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

废名对鲁迅曾经极表推崇。比如，在《从牙齿念到胡须》[1]一文中说：“鲁迅先生近来时常讲些‘不干净’的话，我们看见的当然是他干净的心，（这自然是依照蔼理斯的意见，不过我自己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不干净也是干净，否则世上那里去找干净呢？）甚至于看见他的苦闷。”在《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2]中更说：“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鲁迅先生一年来的杂感，我以为都能表现他自己，是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在《骆驼草》第2期以“丁武”的笔名发表的《闲话》中，废名虽然对鲁迅多有非议，但也说：“我时常同朋友们谈，鲁迅的《呐喊》同《彷徨》我们是应该爱惜的，因为我认为这两个短篇小说集是足以代表辛亥革命这个时代的，只可惜著者现在听了我的话恐怕不高兴了，倘若如此，我以为错在他，不在我。我以为我的这句评语是衷心的赞美，不胜恭敬，著者也足以受之而无愧了，可慰他多年的寂寞与沉默。与著者同时代的，除了这两本书没有别的书。”废名称鲁迅为“那时的一位孤独者”。废名在北京大学讲解新诗，所编讲义即后来行世之《谈新诗》一书，其中有《鲁迅的新诗》一章，推崇1919年所作《他》“好像是新诗里的魏晋古风”。他说：“这首诗对于我的印象颇深，我总由这一首《他》联想到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那篇文章，那时鲁迅先生在厦门，我在《语丝》上读到他这篇《坟》的后记，不禁想着他很是一位诗人。这个诗人的感情，自然还是以较早的这一首新诗表现得最美好，我们读之也最感苍凉。”(www.guayunfan.com)1930年，周作人与原骆驼社成员和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商议，决定出版《骆驼草》周刊。周刊的主持人是周作人，实际的编辑、校对、发行工作由废名、冯至办理。《骆驼草》发刊词中声称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讲闲话，玩古董，颇有颓然消沉之气。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正是“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的《骆驼草》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一篇丁武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说胡适、鲁迅、郁达夫等都列名其上的这篇宣言，“真是不图诸位之丧心病狂一至于此”。说发表这篇宣言的目的是要引起当局对自己的重视，以便“文士立功”。第2期上又发表了丁武的《闲话》，说他在创刊号上的那篇文章是“刺了鲁迅先生一下”，并讽刺鲁迅是“丢掉了自己”。鲁迅在上海看到了《骆驼草》，读到了丁武的文章，他在1930年5月24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丙文，即冯文炳，即废名。

应该说，对废名的叫战，鲁迅并不回应，态度是温和的。鲁迅为何持温和的态度呢？我想，主要是考虑到《骆驼草》乃周作人主持。我们知道，与周作人分手后，总体上说，鲁迅是持沉默态度的。当然，《骆驼草》以后，鲁迅对废名也不是一直没有表明态度。1932 年11月20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乎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从末一句看，鲁迅显然对废名很生气。至于狗不狗的，系私下通信，讲一点儿气头话，也不足为怪。

1935年，鲁迅写了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后人根据原稿，将其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废名的。

文章一开头，鲁迅便写道：“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鲁迅说的这篇文章，是指废名1934年10月发表的《知堂先生》，文中说：“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我们知道，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一切的宣传未必都是文艺，而一切的文艺都是宣传。所以，鲁迅认为废名的“文学不是宣传”的观点，是“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接着，鲁迅从废名的笔名“废名”入手，分析道：“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好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鲁迅认为文学是有用的，“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即使是废物和寄生虫吧，也还有文学观，“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接着，鲁迅还批评了周作人的“为文学而文学”的观点，以及无奈中说出的“弃文就武”的高论。这是题外话，就不说它了。

鲁迅写好了为什么又不发表呢？我以为，一是顾及周作人；一是觉得“文学不是宣传”的观点很陈旧，再去说它，也觉无聊。

鲁迅对废名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尽管有以上所叙的小不愉快，然而他1935年3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3]中，对废名的小说还是做了客观评价：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在这里，鲁迅给废名的创作大致分了两个阶段，肯定了他的早期创作，指出了他后一阶段所关心的范围变得更狭小了，由社会人生退回到自我，在艺术表现上也失去了真率、自然。有褒有贬，虽是一家之言，读者不难看出，鲁迅是理性和克制的，其中，也自有真知灼见在。

【注释】

[1]发表于1925年12月14日《京报副刊》，《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转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0月版。

[2]发表于1926年2月2日《京报副刊》，《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转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0月版。

[3]《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