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文学”__关于韩侍桁

“第三种文学”__关于韩侍桁

“第三种文学”——关于韩侍桁

鲁迅早期与韩侍桁的交情不浅。1929年，韩还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请马幼渔等为他在北京谋职。1929年5月23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有“为士衡的饭碗去设设法”。1929年7月31日致李霁野信中“荐了一个人，也各处被挤”，即指此事。韩侍桁曾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正当“左联”在困苦战斗时，韩侍桁却退出了队伍，并从旁讥讽、谩骂。当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在《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1933 年6月）发表《文艺时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其中说杨邨人是“一个忠实者，一个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团体的忠实者”；他的言论是“纯粹求真理的智识者的文学上的讲话”。鲁迅因此挖苦说：“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辗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辗，因为韩侍桁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1]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把杜衡、韩侍桁、杨邨人捆在一起，认为他们搞的是“第三种文学。”

此外，韩侍桁在《谈说谎》一文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由于女人是弱者，所以女人讲谎话“比男人来得多”。对此，鲁迅写了一篇《女人未必多说谎》予以批驳。鲁迅认为“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此文收入《花边文学》。

韩侍桁在《忆恩师鲁迅》一文中说：“在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和雪峰。鲁迅是恩师，雪峰是畏友。”[2]文中，他还谈了他陪魏金枝去拜访鲁迅的事，“到了那里，鲁迅根本不睬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在场似的，看都不看。”“从此我就不到鲁迅家去了。”

【注释】(www.guayunfan.com)[1]《鲁迅全集·伪自由书·后记》。

[2]《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