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道鲁迅给徐懋庸的信

“同一营垒”：“旗手”与“战友”的纷争——鲁迅与“四条汉子”

中国人对“四条汉子”这一词目并不陌生，它有两层含义，一是鲁迅的本意，它既表现了对“四条汉子”的不满，同时也是鲁迅语言风格的一种展示，是一种调侃，也是一种幽默；一是“四人帮”以鲁迅对“四条汉子”的批评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

我之所以把鲁迅本来意义上的“四条汉子”捆在一起写，是因为鲁迅“骂”他们的重要部分，是针对他们几位的；还因为他们中有的人，除了被鲁迅捆在一起“骂”了几句外，与鲁迅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不好独立成章。

我们照例应该介绍一下被“骂”者的生平简况。(www.guayunfan.com)周扬（1908—1989），原名周起应，笔名周笕、绮影、谷扬等。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有《周扬文集》《安娜·卡列尼娜》等著译行世。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中共左联党团书记、《文学月报》主编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田汉（1898—1968），字寿昌，笔名汉仙、伯鸿、绍伯、叔常等。湖南长沙人。剧作家，诗人。五四运动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1930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积极参与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委委员。其间与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张曙等合作，写了大量革命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影响最大，新中国成立后被采用为国歌。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轩，笔名沈端先、蔡叔声等。浙江杭州人。剧作家、散文家、翻译家。著有《包身工》《赛金花》《上海屋檐下》等。参与筹建左翼作家联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同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工作。随后又与田汉等发起组织左翼剧联，并为主要领导者之一。

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寒生等。四川高县人。小说家、剧作家。参与发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先后任左联党团书记、文总党团书记和上海局文委书记。

“四条汉子”典出由冯雪峰起草、鲁迅修改定稿的鲁迅名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是这样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按：指沈端先，即夏衍）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人（按：即夏衍和阳翰笙），一律洋服，态度轩昂……

这里，就像鲁迅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把杨邨人比喻为“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一样，有讽刺，有挖苦，亦有调侃，亦有幽默，却绝无政治上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恶毒用意。况且，鲁迅只是一个文人，手中绝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那样以言治罪，甚至置人于死地的大权。大约，鲁迅也绝对想不到，他的讽刺与幽默，日后竟然成了“四人帮”整“四条汉子”的工具。

“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在过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1979年，对鲁迅仍然耿耿于怀，愤愤不平。他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1]（以下简称《往事》）一文中写道：

鲁迅给徐懋庸的信是1936年8月写的，那么，信中所说“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一语的“去年”应该是1935年，而1935年秋天，阳翰笙、田汉早已被捕，被押到南京去了，怎么会有“四条汉子”去看鲁迅呢？这分明是错的。又如“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到过旧上海的人知道，内山书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谓“越界筑路”区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四个人在内山书店门口下车，会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其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三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36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夏衍把鲁迅批驳得体无完肤了，鲁迅关于“四条汉子”那段话，没有一句是准确的，是对的。读罢，我觉得是一个严谨而不领风趣的人，在一本正经地批驳一个幽默的人（不知缘何，此时我想起了顾颉刚的“骂”鲁迅）。鲁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他采用的是形象的模糊的思维。夏衍在这里，有一点儿像一个科学家，逐字逐句进行推敲。鲁迅说，今天好冷啊！夏衍跑到气象台取了资料以后说，不冷，鲁迅说错了，今天是12度，12度怎么算冷呢？

当年，我读了夏衍的这篇文章后，曾惊奇夏衍的“气”郁积于胸中竟四十多年！现在想来，其实夏衍原本是无气的，他也知道，“鲁迅写到他不满的人的时候，常常会信笔写来，加以艺术夸张”。（《往事》）我以为，他的“气”是因为“四人帮”借“四条汉子”这一帽子迫害他们而生的。他以上这段话，与其说是对鲁迅的批驳，不如说是对“四人帮”的愤恨——“四条汉子”的帽子，整得他够苦，今天不得不把话说清楚。

1927年11月23日的《鲁迅日记》记载：“晚得田汉信，夜复。”鲁迅与田汉早有往来，大约因了田汉也是早期创造社一员的缘故吧。鲁迅与田汉的第一次见面，是1930年2月13日，他们分别出席在上海汉口路“圣公会”秘密举行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15日又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上签写了各自的名字。

鲁迅对于田汉的印象似乎特别不好。

早在1921年8月29日，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就说：“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为什么看不起呢？信中没说，还有待考证。不过，多少也有一点儿文人意气，这在本书有关郭沫若的章节里，我已有介绍。夏衍也说：“加了一个田汉，我当时就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在这之前，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鲁迅对田汉有不好的印象。”（《往事》）

田汉与创造社诸人一样，颇有才子气。才子好冲动，多少有点儿飘。这与深沉、冷峻的思想家鲁迅反差很大。对田汉放达张扬的表现，鲁迅自然难以接受。据夏衍说，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左翼作家、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委员长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应邀作陪。酒过三巡，田汉酒酣耳热，便开始了高谈阔论。因为席间客人是日本朋友，便引出了他大谈日本唯美主义和恶魔主义作者谷崎的话题。田汉很带感情地讲起与谷崎的交游，以及对谷崎作品的分析，并且介绍自己刚刚译完的谷崎的小说《人与神之间》等。田汉有些情不自禁，口若悬河，手舞足蹈。藤森成吉虽对谷崎没有田汉那样的兴趣，但出于礼貌，只有频频点头。而一旁鲁迅的脸色却早已不好看了。夏衍察言观色，有些为田汉着急，但兴头上的田汉依然谈兴不减。“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低声对夏衍说。夏衍明显意识到了鲁迅对田汉的这种反感。鲁迅说完此话即起身告辞。在座宾主的难堪可想而知。

鲁迅甚至对田汉的为人方式、作风，也是颇有微词的。萧军曾因帮友人索过一个剧本的稿子，向鲁迅打听田汉的联系地址。鲁迅于1934年12月20日回信说：“田的直接通信处，我不知道。但如外面的信封上，写‘本埠河南路三○三号、中华日报馆、《戏》周刊编辑部收’，里面再用一个信封，写‘陈瑜先生启’，他该可以收到的。不过我想，他即使收到，也未必有回信，剧本稿子是否还在，也是一个问题。试写一信，去问问他也可以，但恐怕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结果的。此公是有名的模模糊糊。”鲁迅的言谈，似乎有点儿绝对化，何来“模模糊糊”的印象，我也模模糊糊，不得而知。

鲁迅与田汉的冲突，诉诸报刊，大约初始于《且介亭杂文》中《答曹聚仁先生信》。此信谈的是“关于大众语的问题”，又是如鲁迅所说“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这本来与田汉无涉。可是，这封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2]田汉先抨击起鲁迅来了。

田汉关于鲁迅“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的文章，是指以绍伯的笔名发表在1935年8月31日《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调和》。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指鲁迅和自己“嘘”过的变节者杨邨人“调和”了。

田汉的文章由远而近，采取了类比的方式，下笔是非常之狠的。他说：“‘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接下来，他说他的“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他举了军阀混战的历史：“……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那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田汉进一步渲染道：“后来又听得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昵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应该说，以上的激愤，是颇有批判力量的，出手不凡，“头重”。接下来，田汉笔锋逐渐逼向鲁迅，也逐渐给人“脚轻”之感。田汉说：“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怎样的“不明不白”呢？田汉举了鲁迅的例子，他点了发表《答曹聚仁先生信》这一期《社会月报》“大众语特辑”后说：“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读到这里，我感到莫名其妙，鲁迅与杨邨人，与军阀之间有什么可比的地方？田汉的意思似乎是说，鲁迅“嘘”过杨邨人，这像军阀混战；现在又同出现在一个刊物上，这像军阀间的和好如初。这样下笔，怎能说不“狠”呢？好在这种类比不伦不类，本身不足以让人信服，因而也无所谓力量。鲁迅和杨邨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本刊物上，就可以证明他们“调和”了，是战友了？显然，这样推论是荒谬的。事实上，鲁迅还不知道，这一期将同时刊登杨邨人的文章呢。即使知道，又能说明什么？陈独秀和辜鸿铭同出现于北大讲坛，人们不会说蔡元培搞新旧势力的调和，而只会称赞他的兼容并包。至于“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这是反语，是在挖苦鲁迅，在田汉这样的“战友”眼里，鲁迅终于还是“气量窄小”。

由此可看出，田汉是乱打一通，可恼！

实际上，田汉在攻击了鲁迅与杨邨人的所谓“调和”以后，又说了鲁迅文章与杨邨人文章观点上的对立，这只能说田汉在写这篇文章时的自我矛盾了。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字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就像把军阀由混战而调和来类比鲁迅与杨邨人的“调和”是不伦不类一样，说鲁迅与杨邨人观点的对立“相销”，也未必准确，鲁迅谈的是语言问题，杨邨人谈的是社会问题。社会的落后状态与大众语的推行，并不是不能克服和超越的矛盾。

鲁迅对杨邨人脱离共产党，并从“左联”变成“第三种人”非常鄙视，其《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杨邨人的批驳可谓淋漓尽致。杨邨人是变节分子，说鲁迅与杨邨人“调和”，那鲁迅也成了多变的人了。鲁迅抨击的“流氓+才子”，就在于才子的多变，终于是流氓。如果真如田汉所言，鲁迅与自己抨击过的杨邨人“调和”了，那鲁迅不也成了“流氓”了吗？鲁迅是战斗的，不妥协的，不调和的，直至要死了，仍然是“一个也不宽恕”。田汉轻飘飘的言语，是对鲁迅本质性格的否定，这能不让鲁迅生气乃至愤怒？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鲁迅又说：“《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姓沈的‘战友’”指沈端先，即夏衍。

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是这样说的：“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又说：“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里，鲁迅承认田汉是“同一营垒中人”，但正由于是“同一营垒”的，却“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所以鲁迅格外愤怒。在此前后，鲁迅多次在私人通信中谈到他的这一感慨。应该说，这些通信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针对田汉的。1935年4月23日，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发了一番感慨：“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1934年12月18日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1935年1月15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最奇的是竟有同人而匿名加以攻击者。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1936 年1月7日，在致徐懋庸的信中说：“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前面作战，又要防着后面的子弹，鲁迅是敌人的敌人，却同时是“战友”的异类。鲁迅是绝望的孤独者。让鲁迅“横站”的田汉算是被鲁迅“咬”住了。不过，应该说，鲁迅对他并没有“穷追猛打”，只是私下说说。毕竟，鲁迅还念及是“同一营垒”的。

田汉在鲁迅发表的《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之后，于1935年1月29日致函鲁迅说：“《调和》虽与我有关，但既非开顽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好一个有意“冤枉”，颇有一点儿钱玄同演“双簧信”的味道。对此，1935年2月7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鲁迅又说：“……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鲁迅最生气的是，表面上是同人，是战友，背地里却把鲁迅“做玩具”。我觉得，田汉并非事先设计好这一切，然后再写《调和》，以引出鲁迅来叫骂——“抗议”的，这只是田汉事后的一种辩护之词。接着，田汉写到：“……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1935年我们的阵线需要更整齐而坚强，同志间任何意义的误会都于整个工作有害。为着说明那一文章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应该说，田汉此时的态度是真诚的，但鲁迅对田汉的误会和成见并未因此而释然。

在鲁迅与田汉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关于胡风的问题[3]。据夏衍在《往事》中回忆，1934年秋天，周扬等向鲁迅“汇报一下工作，并听取他的意见”的那次会面，“田汉提出了胡风的问题”。田汉说，请鲁迅先生当心，不要太相信胡风，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据称，鲁迅听后很不高兴。当时，气氛“很紧张”，“幸亏阳翰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才缓和下来”。夏衍谈及的这件事，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也得到印证。当然，语境和夏衍所说，是有很大区别的。鲁迅写道：“……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田汉当时有没有讲胡风是“内奸”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论说胡风“政治上有问题”，还是“内奸”，有一点是明确的，“四条汉子”怀疑胡风，而鲁迅认为证据不足，不相信。鲁迅不仅不认为胡风“有问题”，反而有好感，认为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胡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厄运，与“四条汉子”尤其与周扬和夏衍不无关系。好在这一历史公案已画上句号，在此就略去不表了。

田汉、华汉（阳翰笙）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秋，经营救保释。1935年8月24日，鲁迅在致胡风的信中，谈了对他们获释的看法：“田、华两公之自由，该是确的。电影杂志上，已有他们对于郑正秋的挽联等（铜板真迹），但我希望他们此后少说话，不要像杨邨人。”鲁迅似乎以为田汉、华汉也和杨邨人一样是变节分子，所以希望他们不要像杨邨人一样变节后，还要喋喋不休。其实，鲁迅未必知道，田汉、华汉写了自白书之类，乃是中共的安排，也是斗争策略的一种表现。鲁迅是以文学家、思想家的身份与“四条汉子”打交道的，而“四条汉子”首先是接受了党的任务，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创作，在“四条汉子”那里，至少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

鲁迅批评周扬，为人们所熟知的一是在《南腔北调集》中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是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后者牵涉到20世纪30年代解散“左联”和“两个口号”的争论，我将在下一节介绍。

1932年，当时周扬主编《文学月报》。1932年11月第1卷第4期的《文学月报》上登有芸生（按：原名邱九如）的诗《汉奸的供状》，意在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但文笔拙劣，多有辱骂和恐吓。鲁迅拜读以后，写了《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具体对芸生的诗提出了批评。

鲁迅首先肯定了《文学月报》“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认为在“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的当时，“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紧接着，鲁迅说：“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

诗开头是：“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胡立夫是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著名的汉奸。“对于姓的开玩笑”，鲁迅批评道：“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接着，鲁迅指出了诗的结尾的辱骂，让人尤其不堪。鲁迅尖锐指出：“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芸生的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鲁迅认为，这是恐吓，是“极不对的”。鲁迅觉得：“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鲁迅眼里的革命是温和的、文明的，“并没有乱杀人”，鲁迅反对“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鲁迅最后指出：

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对“左”派作家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是特别有现实意义的命题。芸生之流，在中国文坛并不绝迹，到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一伙，把“辱骂和恐吓”的战术，简直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公允地说，一本刊物的主编，并不能为所有的文章负责，换言之，作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代表编者的观点，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鲁迅的信是写给周扬的，但不等于只是批评周扬，鲁迅的矛头是很明确的，是针对芸生《汉奸的供状》一诗的。当然，周扬选用了这首诗，在刊物采用什么稿的问题上，他应该是有教训可吸取的。鲁迅的文章也很快发表在《文学月报》上，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周扬接受了鲁迅的批评呢？晚年周扬在答《鲁迅研究资料》编者问时，也认识到“这首诗充满谩骂，确实不好”。

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内容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令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他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出了这样一本刊物，又瞒着鲁迅。难怪茅盾对此也愤愤不平：“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周扬，应该说，在“左联”的一些事务中他对鲁迅不够尊重，这就难怪此后鲁迅渐渐对周扬不满了。这是后话，容后再叙。

周扬提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不久，冯雪峰、胡风和鲁迅共同提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口号激烈争论达数月之久。这是鲁迅们与周扬们的直接“冲突”。

那么，“两个口号”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早在1934年和1935年，周扬与周立波就相继写了两篇谈“国防文学”的短文，主要是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20世纪80年代初，周扬在与中宣部有关人员座谈总结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与得失时，做了这样的诠释：……那时，我们都是受苏联的影响，看苏联的文艺动向，苏联怎样提，我们就跟着做。1935年春，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文委阳翰笙、田汉等被捕了，只剩下我和夏衍两个人，不久，夏衍也一度离开上海。有段时期，几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孤军作战，跟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处境要说有多困难就有多困难。苏灵扬（周扬夫人）从一个德国人开的“时代精神”书店里，买到一本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我从这本刊物上读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随后又在这个书店里买到了一份《救国时报》，上面刊有党的《八一宣言》，读到真是兴奋得不得了。知道党在号召建立广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觉得上海文艺界也应当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于是就正式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

周扬还进一步诠释道：在那样的处境下，当然不可能在党内充分酝酿讨论，加上我们当时对鲁迅不够尊重，也没有去向他请教。[4]

“国防文学”的口号就是这么提出来的。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又是怎么面世的呢？

1936年4月27日，冯雪峰自陕北抵达上海的第三天，住进鲁迅家的次日，冯雪峰后来这样回顾道：

我当时在三楼，是鲁迅先生上三楼来对我说：“有张谷非这么一个人，想要见你，你看怎样？”我说：“好，我同他本来熟识。”我即下去引他上三楼谈话。胡风谈了不少当时文艺界情况，谈到周扬等的更多。他当时是同周扬对立得很厉害的。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胡风说，“一·二八”时瞿秋白和你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我说，无需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5]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没有与鲁迅他们商量；胡风和冯雪峰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征求鲁迅的意见，但也没有和周扬他们商量。因为没有商量，各行其是，所以互不买账，都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两个口号”的争论，从根本上看，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争论。鲁迅一生从没有独立地提出过任何口号，从气质上讲，鲁迅不属于那种动辄就提口号的人；鲁迅也不会相信，人们可以在口号的指挥下去创作符合口号精神的作品。因为冯雪峰住在鲁迅家里，胡风也在，他们问鲁迅的意见，鲁迅就像与朋友聊天一样做了回答，表明了一种倾向。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个体的鲁迅，如果独自去提一个什么口号，那是不可思议的，那就不是鲁迅了。随着争论的日趋激烈，又有徐懋庸骂上门来为引子，鲁迅自然要为自己肯定过的口号辩护。鲁迅对“国防文学”不满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有对口号本身的不满，更有长期郁积的对“四条汉子”们言行的各种不满，借着口号之争，一并一吐为快。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和“左联”解散等问题，下文还要进一步探究。

“四条汉子”与鲁迅之间，有“大是非”与“小不满”的问题。所谓“大是非”，就是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和“左联”解散等问题；而“小不满”，相对于公之于众的台面上的争论，只是一些见之于书信中的议论。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应该先从夏衍说起。因为鲁迅说的“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这“名人”就是夏衍。

鲁迅对于夏衍的翻译，是有所肯定的。鲁迅1934年1月作《引玉集》后记，1934年7月作《〈母亲〉木刻十四幅》序，都肯定了夏衍所译高尔基的《母亲》，认为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此外，鲁迅似乎对夏衍就没有什么好感了。我们以上在谈及田汉时，关于“老头子又发牢骚了”一段，便可证明。鲁迅对夏衍的剧本《赛金花》被作为“国防文学”的代表作而进行过讽刺：“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的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6]何满子认为，“可能是这一讽刺深深地刺伤了夏衍，使他在‘两个口号’争论和‘四条汉子’的问题上特别敏感，简直是反常态的过敏和难以理解的冲动”。[7]

夏衍对鲁迅的不满，还由于鲁迅想幽默一下，为他扣了一顶“四条汉子”的帽子（这上文已有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还有“两个口号”的争论和“左联”解散等问题。

关于“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这一段往事，在“四人帮”时期曾有诸多渲染，甚至被描绘成“鲁迅怒斥‘四条汉子’”。实际的情况怎样呢？我们不妨看看当事人之一的夏衍在《往事》中的回忆：

大约在1934年秋，一次周扬找我，说好久没有向鲁迅汇报工作了，他跟阳翰笙想找鲁迅，约个时间，向他汇报一下工作，并听取他的意见，要我去和鲁迅约定时间。第二天，我到内山书店跟鲁迅约好了时间，他当时是非常高兴的……于是我们就在内山书店右侧的内山会客室坐下来谈。一开头，阳翰笙汇报了一下文委的工作情况，主要是说，经过了几年的白色恐怖之后，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些转变，我们已经开始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等中间性的杂志上，以及在一些和国民党有关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等等。其内容就是，我们正在开始克服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鲁迅听了，没有不同意见，而且点头称是。接着周扬谈了一些“左联”的情况。我现在能记起来的，主要是谈了当时的沪西、美亚丝绸厂工人文艺运动的一些情况……此后，又谈了一些别人的事情。临分手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鲁迅先生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过去花钱可以捐官、捐差，捐个差事做做。现在我身体坏，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只能捐点钱，作为一个‘捐班作家’吧。”说了这句话，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除了以上已有介绍的田汉关于胡风问题的插话有一点儿紧张外，从这里的描述看，鲁迅的情绪还是很好的，甚至在严肃的左派理论家面前，仍然以捐钱的方式，表现了自身的风趣与幽默。所谓“怒斥”之类，显然是杜撰的，子虚乌有。当然，夏衍所忆，与鲁迅所叙，有不尽吻合的地方，时间久远，斯人已逝，谁精确，谁粗疏，死无对证，好在无关宏旨，无需赘言。

夏衍对鲁迅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但苦于自己是党内的人，又碍于鲁迅的巨大存在，而且党的领袖对鲁迅有过极为高度的评价，他能说、他敢说什么呢？他不满鲁迅，但不满的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要说点儿什么，这让他颇犯踌躇哩。他想痛痛快快地对鲁迅发泄一通，又不得不有所顾忌，于是，他把无名火往冯雪峰身上发了。他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古老中国的一个传统战法，即：指桑骂槐。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整冯雪峰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出一口恶气，为了证明当年鲁迅是不对的。当然了，鲁迅的“不对”，是由于他被冯雪峰这样的人给蒙蔽了。

黎辛在1998年12期《纵横》杂志上发表文章《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介绍了当年对冯雪峰的批斗。

1955年，中宣部召开多次会议，批判冯雪峰。据说，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揭发冯雪峰与党的关系：冯雪峰从瓦窑堡党中央到上海，“违反党的指示而撇开周扬和夏衍”，先去找非党员；特别是冯雪峰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

8月14日中宣部第十七次会议批判冯雪峰，夏衍做了激烈的长篇发言。这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夏衍说，1936年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到上海，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先生……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缘故？夏衍说：“我们一直认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鲁迅的手笔，现在冯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读这篇文章……我只说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

所谓“内奸”一段，就是鲁迅认为“证据薄弱之极”的胡风是内奸说。当时，胡风已经倒霉，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夏衍提示人们读一读这段，一是表明“四条汉子”有先见之明，二是认为鲁迅不相信他们的说法是不听党的招呼。

周扬也插话，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不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

关于冯雪峰去上海，在《张闻天传》[8]里有翔实叙述：“上海地下党是经过几次大破坏以后留下来的，情况复杂，同党中央又长期失去联系。派冯雪峰去，首先是因为他在上海活动时间长，同鲁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识，可以通过鲁迅等摸清情况，然后开展工作。临行前，张闻天叮嘱雪峰，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冯雪峰去上海的工作任务是同南京方面联络，促进联合抗日；同上海各界救亡团体及领袖联系；恢复同地下党的联系，开展上海党的工作，最后附带管管文艺工作。周恩来还亲自交给冯雪峰“建立一个电台”的任务。冯按中央指示紧张而又有效地进行工作，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肯定冯雪峰去上海以后，上海的工作‘正常开展’，是有进步的”。

夏衍埋怨冯雪峰不先找他们，而找“非党”的鲁迅，可见，他们对鲁迅还是分里外的，鲁迅只是他们可利用的一面旗帜。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如果不是这样，夏衍们也会像对待胡风、冯雪峰一样，根本不把其放在眼里。冯雪峰重任在身，只不过夏衍们不知道冯雪峰这次去上海的任务而已。

1955年的往事，对我们理解夏衍的积怨，应该不会没有帮助吧？

离发表《往事》又过了将近十年，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早该忘却”的往事，还是无法让夏衍“忘却”。夏衍在他新出版的《懒寻旧梦录》[9]中，对“两个口号之争”和“左联解散”等问题，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做了“记述”。

《懒寻旧梦录》共三十三万字，其中《左翼十年》（上、下）是第四、五两大部分，约占全书字数的将近一半，可见是重点，作者自己也说：“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李何林认为，在“左翼十年”部分，“对作者比较棘手的问题我看是‘解散左联’和‘两个口号之争’。至于‘革命文学论战’，因为夏衍同志没有参加，还比较容易‘客观地’介绍”。[10]

在“两个口号”问题上，夏衍主要是揪住冯雪峰。他觉得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起草的，冯雪峰会不会塞进了“私货”？他完全无视鲁迅手稿所提供的基本史实：这篇文章虽然是冯雪峰起草的，但鲁迅却做了大段大段的修改，补充进了大量的内容。

我以为，冯雪峰和鲁迅在“两个口号”问题上有共同的见解，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他们之所以持共同的看法，是有其自身的思想基础的。他们首先不满于“国防文学”的含含糊糊和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冯雪峰是劳苦家庭出身，又是作家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革命革了老长一段时间，结果却要放弃（至少冯雪峰在某一段时间的印象中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权，作为不是政治家的冯雪峰，一时是不容易“脑筋急转弯”，是不容易想明白的。

周健强整理的胡愈之回忆录《我所知道的冯雪峰》[11]，记下了冯雪峰“七七”事变前后的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雪峰突然到我家来了。我高兴地问他：“好久不见了，你到哪里去了？”

他气色很不好，赌气似的说：“我到南京（也可能是杭州）去了，现在不干了，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

胡愈之说：“原来他随中央代表团（雪峰不是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问题，与博古吵翻了，气得跑回来的。那时为联蒋抗日，共产党要的条件是很低的，如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等，这对于这个农民的儿子，血气方刚的雪峰也确实不容易接受。”是的，冯雪峰“不容易接受”，他不像某些躲在租界里的政治家，说变就变。冯雪峰的这一举动虽然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却符合他的秉性，是他的性格发展的必然。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他自然要支持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冯雪峰脾气倔，后来，他真的跑回义乌老家去写关于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去了。夏衍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有老红军的资格，却只当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夏衍对冯雪峰只当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评论，真是把夏衍与冯雪峰的性格都突出出来了。我觉得，冯雪峰不像夏衍他们那样富有弹性，可左可右，让鲁迅也目不暇接，感叹极左是很可能走向反面极右的。夏衍他们当时至少是四分之三个职业革命家，他们领会上头的精神、捕捉上头的意图的能力，既在冯雪峰之上，更在鲁迅之上——鲁迅如果“上”在三楼，夏衍他们则高在三十楼。

鲁迅与冯雪峰一样不满“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鲁迅为什么不满“国防文学”呢？作为《新青年》时代的老同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我觉得，陈独秀还是理解或者说了解鲁迅的，鲁迅去世不久，他对鲁迅与当年左派青年的关系，谈了这样的看法：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12]

当年的陈独秀毕竟已不在党，他不了解或者已经忘记了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以及党的活动的操作过程。夏衍则是这一切的参与者之一，夏衍的不平，就在于他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他认为“国防文学”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可鲁迅为什么要与之有不同意见呢？听共产国际的，还是听鲁迅的？共产国际对，还是鲁迅对？这是一大矛盾，这一矛盾甚至困扰着夏衍终生，即便到了暮年，死之将至，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因而仍然耿耿于怀。

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陈独秀是这样理解的：“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是的，鲁迅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正是这一点，与冯雪峰的跑回义乌有共同点，是鲁迅、冯雪峰不满于“国防文学”的基本的出发点。林贤治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左联是曾经战斗过来的，因为它的存在，盟员们献出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现在要解散，要同‘新月派’‘第三种人’联合到一起，要一切通过‘国防’，这是他所不愿意的。解散左联，意味着他要抹杀血的记忆，放弃先前的战斗的原则。”[13]陈独秀和林贤治的理解比较接近鲁迅的本意，这有他与冯雪峰的谈话为证。鲁迅对冯雪峰说：“要一下子将压迫忘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也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14]“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鲁迅看到“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左的不正确的意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经与冯雪峰等商议后，由胡风在1936年6月1日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但胡风的文章没有说明新口号与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了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而“国防文学”的倡导者，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不能容忍新口号的提出，他们想用一个口号一统文艺界，所以爆发了论战。因为胡风似乎不够“权威”，他的文章也有“解释得不清楚”的地方，鲁迅先后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做出阐述，鲁迅认为这个口号比“国防文学”的口号“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15]。同时指出，新口号的提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16]。鲁迅认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17]，两个口号可以“并存”。

自鲁迅的公开信发表后，两个口号的论战一时沉寂了下来，许多人都认为应当顾全大局而休止。既然可以“并存”，也就没有了争论的必要。到了10月份，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周瘦鹃、林语堂等文艺界有代表性的各方人物，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文艺界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这标志着“两个口号”的争论趋于结束，新形势下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

相隔四十二年后，周扬在接受赵浩生提问时的回答，重现了当年那一幕。周扬说：“……不过我们当时确实不知道这篇文章（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是鲁迅让他写的。胡风原来是‘左联’的一个领导成员，不过他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的文章一发表，地下党里一些搞文艺工作的同志很不满意。大家觉得我们提出‘国防文学’很受欢迎。因为要救国，所有抗战救国的口号都引起很强烈的欢迎，我说过‘国防文学’不管它有多少缺点，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受欢迎的。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一种‘马占山牌香烟’，在上海风行一时，那时人民的心理就是要打日本。我们觉得我们提出‘国防文学’，他又另外再提出一个口号，就分散了力量，所以就跟胡风展开论战。大家本来对他就有意见，这里面当然也有宗派情绪……这个争论展开的时候我也在内。错误在我不应该跟他争论。他提出‘大众文学’，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对不对？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要跟他争论。拿我来说，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在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是有右的东西。因为我那时负责嘛，不管文章是我写的也好别人写的也好，我都有责任。同时呢，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克服。”

再一个就是“左联”解散问题。鲁迅原先对解散“左联”是有不同看法的，作为个人，鲁迅对“左联”中的某些人（比如周扬和田汉）十分不喜欢，甚至于厌恶，但他又反对解散作为整体的“左联”。[18]

《懒寻旧梦录》的《萧三的来信》一节说明了“解散左联”的原因和经过，也是为提倡“国防文学”辩护的。夏衍说：“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他的信，不论从哪方面看，都可以看出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左联’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这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又说：“从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谁都可以看出，这不是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而这一指示，又和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是一致的；这时，我们和中央失去组织关系已经九个月了，一旦接到这一指示，我们就毫不迟疑地决定了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这就是“解散左联”和提出“国防文学”运动的重要理由，也就是在“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共产党不要领导权的原因和根据。因此，你鲁迅开始不赞成“解散左联”，是不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的。

夏衍说：“鲁迅接到萧三的来信是在十一月中旬，不久就由茅盾转给了周扬。”“大约在十二月中旬，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的扩大会……这次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文艺家协会应该争取哪些人来参加，二是解散‘左联’的问题一定要取得鲁迅和茅盾的同意，以及由谁去和鲁迅联系的问题。”这就是说周扬、夏衍等已经决定“解散左联”然后才去征求鲁迅的意见的，并没有和“左联”的“旗手”鲁迅一块讨论解散“左联”的问题。是因为鲁迅、茅盾不是党员吗？但作为群众团体的“左联”，像这样关系存亡的重大问题，为什么不能开包括党外人士的讨论会呢？

不过鲁迅不同意解散主要还不是因为没有开会和他商量，主要还是要“左联”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他怕被别人“统过去”。他自然不赞成取消“左联”。后来鲁迅勉强同意了，要求发表一个宣言，善始善终，周扬、夏衍等也没有发。

那么，萧三又是怎么说的呢？

当年，萧三在莫斯科，是“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三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做了长篇报告，提出要建立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

这年9月间，王明找萧三谈话。王明认为“左联”太“左”，搞关门主义，对萧三说：“你写封信回上海，叫把‘左联’解散。”萧三说：“我当时不赞成，没有听他的话。”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是11月间，王明又问萧三：“你写信回国没有？”萧三说：“没有写。”王明问：“你不赞成统一战线吗？”萧三说：“赞成。”王又说：“那为什么不写？是不是因为你是‘左联’的代表，解散了，你就当不成代表了？你不写，我找别人写！”态度凶得很。于是萧三又去找当时驻第三国际的另一位代表康生。当时的康生也认为“左联”太“左”，关门主义，照抄党的决议作为自己的宣言，只提武装保卫苏联而不提反帝，并列举了国内搞统一战线工作的成绩。他虽没有明说要解散“左联”，但意思是很明显的，给了解散“左联”以理论的根据。于是，在王明的催促之下，萧三把康生的理论加以发挥，并根据他提供的有关国内情况的材料，写了一封信回上海，以苏联解散“拉普”为例，提出解散“左联”。信封上写“上海北四川路司各脱路内山书店转周豫才先生”。当时萧三跟“左联”联系，都是通过鲁迅的。

这里，萧三似乎想说明，关于解散“左联”，是王明的意见，而不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萧三回国后，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将此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看法。1943年10月31日萧三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两点后去枣园晋谒毛主席……我告以解散左联是王明的主张，他两次逼我写信回上海……主席这才知道，并说：‘这有点像解散共产党。’‘反帝而去掉无产阶级立场，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又笑说‘那就是和“右联”、“中联”一道搞了’。”[19]如此看来，毛泽东对解散“左联”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晚年夏衍，在我的印象中，既有糊涂偏颇的一面，又有固执可爱的一面。例如，关于“两个口号”之争，在过了半个多世纪，学术界已经多有公论的情况下，他还提出“那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究竟是谁提出来的，是一个疑团，到现在还是个难解之谜”。这怎么是个“难解之谜”呢？这不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事了吗？我有一个感觉，夏衍可能是不读文学史的，也许他觉得他自己是文学史的对象，所以没有读文学史的必要。他误入了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误区了。否则，我们又怎么解释他把一般存在的历史事实当成了“难解之谜”呢？又如，当周健强对夏衍说：“不是他（指冯雪峰）的交代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以后，周扬还很感动，在他生病住院时，周扬还去医院探望，向他表示道歉了么？”夏衍答说：“周扬还要我一起去看他，我不去。”周健强问：“为什么呢？”夏衍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说不去，就是不去。”周扬晚年对许多事情有了新的见解，有了反思与忏悔。在对鲁迅和冯雪峰等问题上，周扬没有夏衍那么固执，没有夏衍那样坚定。周扬的忏悔也许是真诚的，夏衍的固执也可能是发自他的内心。一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让人看出夏衍是不坏的人，他虽然弄过政治，但依然是文学家的本性。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些早该忘却的往事，他却终生不忘。

《鲁迅全集》中，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1]上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是这样评价的：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这一“注释”与以上所阐述的事实，基本上是吻合的。“左联”解散，“国防文学”的提出，都是为了适应抗日这一新的形势。初时，鲁迅不相信共产党会解散“左联”，他对茅盾说，我不相信孙悟空会丢掉他的那根金箍棒。夏衍对此评论说：“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左联’是我们手里的棍子，打人的棍子，也就是说‘奴隶主管的鞭子’吧。”（《往事》）后来，茅盾把具体情况跟鲁迅讲了一下，鲁迅说，解散也可以，但应该发表一个正式宣言，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任务还没有达成。鲁迅的态度是，要有始有终，不要“自行解散”，这是鲁迅与周扬等人不同的看法之一。

随着“左联”的解散，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认为，这个口号“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在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郭沫若、茅盾等也发表文章，支持这一口号，并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其他许多作家也发表文章，阐述“国防文学”的现实基础与精神实质，并相继出现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文学》《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上，陆续刊载和推荐了不少“国防文学”作品。

“两个口号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组织成立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中，左翼文艺界要不要作为核心和争取领导权？抗战文艺是不是左翼革命战争文艺的发展？左翼文艺要不要“尽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七七抗战”后的八年抗战文艺及其以后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文艺所表现的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各个方面，内容和形式是日趋“大众化”了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在抗战开始后就被人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夏衍写的《赛金花》之类，也只有文学史家们研究文学史的时候才偶尔提到，那是说，妓女也可以爱国的，诸如此类。

关于“国防文学”，周扬晚年接受采访时曾有反思：

“国防文学”是上海地下党决定的，没有中央的指示。这是根据当时情势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当时党的“八一宣言”。当然党的“八一宣言”也是在莫斯科搞的，我们的党没有承认这个“八一宣言”。但是总的纲领是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党首先提出来“组织国防政府”，1937、1938年毛主席的文章中提出“国防教育”等等，主张“一切都要适合国防的利益”。“国防文学”提出来以后不是被批评得很厉害吗？我的认识是，并不是“国防文学”不能提，其错误是在对“国防文学”的解释不一致，其中有右的观点。这个右的观点就是王明路线。[20]

在同一篇采访录中，也记下了周扬谈“左联”“关门主义”的内容。他说：

在当时情况下，“左联”就等于共产党，国民党抓到“左联”的人要枪毙的。在这种情势下，很多人本来是很进步的，但不敢参加“左联”。像巴金、曹禺这些人，都不敢参加。甚至过去参加的人，像郁达夫，后来都不参加了。

我们也感到确实有关门主义，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跟党是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这样搞起来，人家就算了。

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鲁迅答徐懋庸的信……全篇不是批评我右，而是批评我“左”，批评我“左得可怕”。

人到老年，其言也善，也更尊重客观事实。周扬晚年的这一番话是很有诚意，也很有见解的，只可惜历史不能重新来过一次，倘周扬有现在的见解，又领导着当时的“左联”，情况又当如何呢？

徐懋庸留有一份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和他谈“两个口号”问题的记录，这个记录曾请陈云审阅过，证明内容是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对徐说：你们的口号是革命的，鲁迅的口号也是革命的。总之，是“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口号”的争论，是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问题的争论，较少涉及文学艺术问题。[21]既然“两个口号”无非是比赛谁更革命，它必将汇入革命的洪流中，余下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了。历史已经淡化了争论它的意义。

鲁迅对“四条汉子”采取的态度有两面性。在公开的场合，公开发表的文章，都留有余地，顾全大局，总的来说是持理性的态度。这在上面已多有介绍。鲁迅对“左联”，尤其是后期“左联”，是没有多大好感的。然而，公开场合，他仍然维护“左联”，甚至反对解散“左联”。可是，在更能表现自我感情的私下通信中，鲁迅对“四条汉子”们有不满有厌恶也有偏见。

我们不妨来看看鲁迅在私下对“四条汉子”的看法，即在上节开始中提到的，相对于“大是非”的“小不满”。

鲁迅对周扬等人是不满、憎恶和愤慨的。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引起鲁迅的不满、不平、憎恶和愤慨呢？周葱秀从鲁迅的文章和信函的片言只语中对其做了归纳[22]。鲁迅多次称周扬等为“元帅”，元帅是发号施令的，“军令如山”，总是要役使隶属于他的人，总是要宣布别人的“罪状”；多次称周扬等人为“英雄”，指他们常常打击别人，打击“不听他们指挥”的人，甚至敢于下手“扼死”这样的人；多次称“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周扬等人为“工头”，他们“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有时称他们为“横暴者”或“奴隶总管”，所谓“横暴者”指他们“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所谓“奴隶总管”，指他们“自以为出人头地”，“以鸣鞭为唯一业绩”；有时称他们为“四条汉子”，“汉子”者，非形体魁梧之谓也，乃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之谓也；有时说他们的脑子是“军阀脑子”；有时把他们的意见称作“圣旨”。综合鲁迅以上的言辞，可见周扬等人引起鲁迅的不满、憎恶和愤慨的是他们的专制。鲁迅虽说过“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但鲁迅仍然相信他们是革命者，不过，他们在革命文学团体中却把自己放在“元帅”“工头”“奴隶总管”“军阀”“皇帝”的位置上，视别人为“奴隶”，压制、鞭打、扼杀别人。

1958年5月，胡适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23]为题，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做了一次演讲。其中他说：

到抗战时期前几年，所谓左翼作家同盟组织起来了，那时共产党尽量欢迎这批作家进去，但是共产党又不放心，因为共产党不许文艺作家有创作自由。所以那时候监视他们的人——左翼作家的监视者，就是周起应，现在叫周扬，他就是在上海监视鲁迅这批作家的。诸位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有一本书在自由中国可以得到，是值得看看的。这本书在抗战初期出版，是鲁迅死后，他的太太把鲁迅写给各朋友的信搜集起来，叫《鲁迅书简集》；这本书里面有几封信值得看看，特别是他写给胡风的四封信，其中有一封就是鲁迅死之前不到一年写的，是1935年（他是1936年死的），这封信胡风问他三郎（不知是谁，大概是萧军）应该不应该加入党（共产党）？他说：“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迟疑地答复你，不要加入！现在在文艺作家当中，凡是在党外的都还有一点自由，都还有点创作来，一到了党里去就‘酱’在种种小问题争论里面，永远不能创作了，就‘酱’死了！”“酱”在里面去，这个字用得好极了。底下更值得读了，他说：“至于我呢，说来话长，不必说了吧。”他说：“我总感觉得我锁在一条链子上，锁在一条铁链上，背后有一个人拿着皮鞭打我，我的工作越努力打的越厉害。”这一段话里，打他的就是现在在大陆搞文艺的周扬——那个时候的周起应。

鲁迅会劝萧军不要加入共产党？我查了一下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的信，鲁迅的原话是这样的：

三郎（按：即萧军）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按：这不等于说，以后也不要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通观全信，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谈的是萧军是否加入“左联”而不是共产党的事。胡适一向治学严谨的，他的这一回谈鲁迅，与其说是用学术的观点看问题，不如说是用政治的观点看问题。政治的偏见，使胡适这样的大学者也闹了一个大笑话。

然而，“左联”毕竟是共产党策划并领导的一个文艺团体，周扬认为“左联”当时就等于是共产党，是“第二党”；冯雪峰认为“左联”是“半政党”。应该说，鲁迅这段话是对20世纪30年代就曾有的极“左”萌芽的一种不满。我以为，这段话可以看出这样几层意思：鲁迅对“四条汉子”领导下的“左联”是深为不满的，因为有的所谓理论家，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手执皮鞭”，“乱打苦工”，“取了工头的立场”，鲁迅当然“深恶之”。此外，他们“左”而不作，并无创作实绩，搞文艺是手段，搞政治才是目的，而他们的政治，又有不少是“无聊的纠纷”，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24]“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25]总之，“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26]鲁迅是很瞧不起他们的，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这似也可作为我文前提到的，鲁迅不会去提什么口号的傍证），所以，鲁迅又说：“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27]在鲁迅眼里，出了实绩的作家，如萧军、萧红等，多是在“左联”的“外围”。尽管如此，鲁迅还是把“四条汉子”称为“我们”，仍是“同一阵线”中人，即如毛泽东所云，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鲁迅采取克制的，顾全大局的态度。鲁迅“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家丑不外扬，对外国人，是“避而不谈”，或者是“撒谎”。境况苦，心也苦。鲁迅虽非中共党员，此处却颇有中共的组织原则。

鲁迅给左派作家敲响了警钟。鲁迅指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28]鲁迅对在文艺论争中“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警告。可是，一些“左”派作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仍是“左而不作”。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手中掌握了比“左联”时期更实在许多的实权，先是把胡风、冯雪峰等打成反革命、右派。接着，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四人帮”整周扬他们，打的也是鲁迅的招牌：“四条汉子”。也正是缘于此，周扬、夏衍等人，晚年都成了反极“左”的激烈分子。

周扬晚年，对自己有过辩白：

问：请你谈谈跟鲁迅的关系。

答：我参加“左联”以后才认识鲁迅，跟他通过信，见过面，但来往不多，这固然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所致，但主要还是由于我在思想是不尊重鲁迅，不认识鲁迅的伟大。鲁迅批评了我们的错误，并在一些文章和书信里确实反映出对我们的不满。我们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但从没有搞过什么阴谋。过去有些口口声声喊拥护鲁迅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正拥护鲁迅的；过去和鲁迅争吵过的人，其中有不少是始终跟鲁迅站在同一战壕中的，这已由历史作了见证。如果说我们对鲁迅进行了攻击，那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说鲁迅不懂统一战线，另一条是说鲁迅偏听胡风的话。我们有错误，但不是阴谋。[29]

没有搞过阴谋，这也许是真实的。也许，在他们的意识里，鲁迅只是可以利用的一面旗帜，用过之后，就可以扔在一边，所以，不存在尊重不尊重的问题。他强调，他虽然与鲁迅有过争吵，但还是同一战壕中人。可是，鲁迅会不会认同他认为的“奴隶总管”的话，也只有鲁迅自己知道了。俱往矣，不说也罢。

周扬晚年，还对鲁迅有过很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天才”，是“完人”。1983年12月26日，他在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题为“毛泽东与鲁迅”的讲话。周扬说：“我第一次见到史沫特莱时，她非常崇拜鲁迅。她说，鲁迅是一个天才，其他的人只能说是有才能……鲁迅和毛主席称得上天才，其他的人才能、学问、品德，各有各的长处，但不能说是天才。反对‘天才论’并不等于说没有天才，反对‘人性论’也不等于没有人性。”周扬把鲁迅与毛泽东做了比较：“鲁迅、毛主席就是天才。是天才不等于他没有错误，不犯错误。主席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死了，人们不会再提到他的错误，他也不会犯大错误。鲁迅，多活些时候会不会犯错误？这只是可能的。但现在他没有犯错误，他五十六岁就死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完人。”[30]

对于周扬的“天才论”和“完人论”，袁良骏先生发表了很好的见解：“说毛泽东和鲁迅是天才，甚至伟大天才，这是容易理解的，一点也不过分。所谓天才，无非是说先天禀赋远远高于常人，并不神秘，也不唯心，而是人类学中的‘自然现象’。有天才正像有白痴一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袁良骏从人类学的角度肯定了天才的存在，但同时，他不赞成“完人”说：“然而，天才并不等于‘完人’。世界上有天才，但并无‘完人’。‘天才’，是一个能力概念；‘完人’，则是一个道德概念。能力可以很强、很高，但道德却很难完善。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完人’是不存在的。”[31]

“天才”死得其时，故成“完人”，挨鲁迅痛骂而不痛恨，善哉，“完人”周扬！

这里，要留作“备忘录”的是，鲁迅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三篇重要文章的写作背景。其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作于1936年6月9日，发表于1936年7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作于1936年6月10日，与前文仅隔一天，发表于1936年7月《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和《文学界》月刊第1卷第2号。前文的末尾，附有这样的几个字：“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后文的题目底下有“——病中答访问者，O.V.笔录”的副题。O.V.即冯雪峰，当时左联的领导成员之一，据夏衍称，是中共中央特派员。从《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上看，冯雪峰是“……鲁迅的挚友、党和鲁迅的联系人”。

我查了鲁迅1936年6月上旬的日记，6月1日“夜又发热”，此后医生经常来诊并注射。5日开始病重，日记中断。30日稍愈，补记如下：“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鲁迅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此际鲁迅，已属风烛残年，坚持数十年的日记，尚且无法记下几字，又如何两日之间，连续口授宏文？倘真是如此，也是文化史上的奇观了。也正是在这两篇宏文中，鲁迅头一回对毛泽东有了直接的评价，鲁迅对党的时势政策有了高度的了解，并进行了生动的阐述。

然而，1993年第1期的《新文学史料》登载了注明是1984年2月的胡风回忆录《鲁迅先生》，谈了冯雪峰这两篇文章的成文过程。胡风说：“当时鲁迅在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去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胡风还谈了另一篇文章：“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胡风听了冯雪峰的答话感到惊讶：“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并不是苏联这种作法使我意外，而是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而且是用着那样的腔调。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至于口号的理论问题，雪峰早已懂得不应成为问题；当然也应该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但这不是马上能得到解决，不必也不该马上求得解决，更不应该用鲁迅的名义匆忙地作出断语。因为，即使分析得完全正确，对方也不会接受，分析得不充分只有加重矛盾而已。其次，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他对鲁迅的不耐烦的神色，反而用了那样冷淡的口气表示了他自己对鲁迅的不满，不能不使我感到意外。”

胡风的“意外”，表现了他对鲁迅的感情；冯雪峰的不满则表现了他对党的忠诚，冯雪峰希望鲁迅向高尔基学习，成为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至于1936年8月3日至6日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是由冯雪峰代笔的。当然，此文与前两文大有区别，其中，鲁迅做了许多修改，并亲笔写了四页。

三篇文章，均在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以及它的“附集”中。这三篇文章，鲁迅既然同意署名，那鲁迅自然是它们的责任者，然而，它们与鲁迅的思想，不会一无距离吧？在胡风的《鲁迅先生》中，胡风还提到：“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阳翰笙就是和周扬他们一起坐了那回车，从车中跳出，成了“四条汉子”，他是“陪骂”的。我观《鲁迅全集》，除了致胡风信中谈到“田、华两公之自由”而外，似乎鲁迅再未提到他了。

【注释】

[1]《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2]《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附记》。

[3]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本书《“转向”与“胡风问题”——鲁迅与穆木天》一文。

[4]荣天屿：《锦鸡互赠美丽的羽毛》，载《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5]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写于1966年8月10日，收入《名人与冤案（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

[6]《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7]《远年的蔷薇·“两个口号”和“四条汉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8]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版。

[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

[10]《关于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为鲁迅冯雪峰答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

[11]《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12]《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原载1937年11月21日《宇宙风》（上海）第52期，转引自《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2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3]《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14]冯雪峰：《回忆鲁迅》，载《新观察》1952年半月刊。

[15]《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6]《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17]《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8]关于解散“左联”，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本书《“传话人”与“替罪羊”——徐懋庸夹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一文，其中有相对详尽的介绍。

[19]以上史实见《访问萧三同志记录》中的“一、关于写信回国问题”，《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该刊说明“记录稿经萧三同志四次审阅修改”，1978年2月定稿。

[20]《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见《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21]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本书《“传话人”与“替罪羊”——徐懋庸夹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一文。

[22]《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

[23]《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24]《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25]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信。

[26]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

[27]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

[28]《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29]《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见《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30]《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9期。

[31]《袁良骏学术论争集·毛泽东和鲁迅是天才，但不是“相对完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