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喜欢听到表扬声，不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即使是那些口头上说“欢迎批评”的人，其内心里也是喜欢受到别人的表扬的。但是，社会交往，不可能只说好话。当别人的观点或做法与自己所想像或预期的不一致时，我们就可能会对他提出批评或建议。
但是批评往往最不受人欢迎。批评技巧运用得当，能够达到批评的目的；运用不当，就会使对方不愿意再接近你，甚至会失去朋友。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生在世，孰能无过？我们需要真诚的赞美，更需要善意的批评。对朋友也是如此。一味地赞美，并不就是友谊的象征。赞美是鼓励，批评则是监督；赞美如阳光，批评如雨露。为人处世，结交朋友，二者缺一不可。
父母从不批评孩子，是溺爱；教师从不批评学生，是不负责任；朋友之间只是恭维，从无批评，不是良友益朋，而是酒肉伙伴。
人的行动都受感情指使，当对方喜欢你时，他就想亲近你，就可以容纳你，也较容易被你所说服；如果对方不喜欢你，那么就可能“恨乌及屋”，他就会否定你的一切，更别提你对他的批评了。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都喜欢喜欢他们的人，都不喜欢不喜欢他们的人。而且，如果批评技巧不当，还会激怒对方，使对方觉得失了面子，从而调动起所有的自尊来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和做法。所以，批评也有技巧。我们平常常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告诫人们要虚心接受批评，而不应过多地计较批评的方式方法。作为批评的方式方法，被批评者可以不计较，但作为批评者却应讲究。医药科学发展到今天，许多“良药”或包糖衣，或经其他方式加工，早已不再苦口。语言科学发展到今天，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与语言艺术，也可做到“忠言不逆耳”，老少皆喜听。只要我们能够正确运用批评技巧，就可既达到批评的目的，又能使友谊得到发展。
这种方式一般不是直接针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而是采用声东击西的方法，让被批评者有一个思考的余地。这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指桑骂槐、指鸡骂狗”。这种方式含蓄蕴藉，不伤被批评者的自尊心。
电影《列宁在1918》里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列宁与高尔基在争论一个问题。高尔基认为，苏维埃政权对敌人的镇压太残酷了。列宁认为高尔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时，彼得堡的一个工人来见列宁，向列宁报告敌人的猖獗活动，并且说，如果不向富农作斗争，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维持。列宁看看高尔基，对那位工人说，那样就有人会说我们太“残酷了”。老工人激动地反驳到：“残酷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富农，他们到处烧杀。”列宁没有直接批评高尔基，而是借用老工人的所见所闻，间接地批评了他，最后使他承认了自己观点的错误。
再看一看晏子“曲线”救人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放荡无度，喜欢捕鸟射猎。他派专人烛邹主管养鸟的事情。一天，鸟全丢失了。景公发起怒来，下令叫官吏杀烛邹。
晏子闻讯赶到，请求说：“烛邹有三条罪状，请让我把他的罪状摆一摆，然后杀掉他。”
齐景公说：“可以。”
于是晏子叫烛邹过来，在景公面前指责他，说：“烛邹！你替我们的国君主管养鸟的事却丢掉了鸟，这是第一条罪状；使我们的国君因为几只禽鸟的缘故杀人，这是第二条罪状；使诸侯们知道这件事，认为我们的国君重视鸟而轻视人才，这是第三条罪状。”
数完了烛邹的罪，晏子就请景公杀了他。景公却说：“不要杀，我受教育了。”
晏子作为事齐灵公、齐庄公和景公三朝重臣，直言进谏也未尝不可，但结果如何就难预料了。他数落烛邹，表层意思是说“烛邹有三条罪状”；里层意思是教诲景公，杀烛邹是错误的；更深一层的意思是阐发“鸟”与“士”的关系、用人才与制诸侯的关系。他不但搭救了烛邹，而且教育了景公，一石二鸟，语妙天下，不愧为中国古代著名的雄辩家。
与委婉式批评相似，是用另外的一种相似的事物或事情来批评别人做的某件事情或说过的话。
传说汉武帝晚年时，很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一天，他对侍臣说：“相书上说，一个人鼻子下面的人中越长，命越长。人中长一寸能活百岁。不知是真是假？”东方朔感到皇帝的长生不老梦非常滑稽，面露讥笑。皇帝见东方朔似有讥讽之意，面有不悦，呵斥道：“你怎么敢笑话我？”东方朔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说：“我怎么敢笑皇上呢？我是笑彭祖的脸太难看了。”汉武帝问：“你为什么笑彭祖呢？”东方朔说：“据说彭祖活了八百岁，如果真像皇上刚才所说的，人中就有八寸长，那么，他的脸不是有丈把长吗？”汉武帝听了也大笑起来。
冯梦龙的《古今谭概》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翟永令的母亲笃信菩萨，一天到晚烧香念经，“阿弥陀佛”之声不绝于耳。翟永令劝了几次也没有用。
有一天，母亲又在烧香念佛，翟永令叫她：“娘，娘，娘。”母亲没有回声，他就不停地叫下去。后来母亲有点生气了，对他说，你为什么老叫个不停，真让人心烦。翟永令说：“我才叫了几声您就心烦了，您一天到晚一直叫阿弥陀佛，菩萨爷还会不烦吗？”
这种现身说法，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管用。翟永令为了向母亲说明念经是没有用的，他不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而是用了现身说法：即使有菩萨，如同我多叫声娘你就烦了一样，你成天念阿弥陀佛，难道菩萨就不烦吗？
《资治通鉴》中记录了翟璜谏魏文侯的故事，就是翟璜利用当时的情境而借题发挥，既保护了任座，又批评了魏文侯。
战国年间，魏国吞并了中山小国。魏文侯将这块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后，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
他的问话意图可能有三：一是的确不知，以求人鉴；二是心中有数，要察群臣的反应；三是自己做了不仁之事，却要听到群臣的赞歌。结合后面他的做法，其动机主要是第三种。
群臣答曰：“仁君”。文侯听了很高兴。但任座却表示了异议：“您得了中山后，不封给您的弟弟，而封给您的儿子，这怎么能说您是仁君呢？”
任座敢于直说真话，其内心的动机和预料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把真话告诉他，听得进更好；听不进，我就跑。
结果是文侯发怒，任座逃去。
魏文侯又问翟磺是怎么认为的，翟磺说：“我认为您是仁君。”
“为什么呢？”
翟磺说：“我听说，君主仁厚，大臣就耿直。刚才任座说话那么坦率，我就根据这点认为您是仁君。”
翟璜的一番话，一是为任座开脱，二是劝谏魏文侯。他这么两句话，就把这样的两层意思都表达出来了。魏文侯听了翟磺的话，又惊又喜请回任座，并下堂迎接，待为上宾。
先肯定对方的成绩和优点，在让对方感到你肯定的真诚的基础上，点出不足。当然，要恰到好处，点到为止。
某天，办公室王主任见女同事小张妆化得过浓，想提醒她以后注意一些，他没有直接对其化妆进行评说，而是这样说：“你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衣服和首饰的搭配非常好，只是妆化得未免有点太浓了点。”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方法因人而异。人人都喜欢别人对自己提建议，而不是批评，因此，先赞扬后批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方法。王主任的批评就比“你今天化妆化得一塌糊涂”要动听得多，也容易让人接受和改正。
一个朋友一次应邀到白宫度周末。当时的总统是卡尔文·柯立芝。当这位朋友跨进总统私人办公室时，听到柯立芝正对他的一个秘书说：“今天你穿的衣服很合身，总而言之，今天你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
姑娘兴奋得满脸通红。因为总统平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赞赏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柯立芝接着说：“你很高兴，是吗？我说的是真话。不过另一方面，我希望你以后对标点符号稍加注意一些，让你打的文件跟你的衣服一样漂亮。”
从心理学上来说，先赞扬后批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人们对于最先感知到的信息印象比较深刻，而对于其后感知到的信息印象则比较淡漠，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之为“首因效应”。所有意见在夸奖之后说出，容易被接受。
一是批评别人时先批评自己。这里我们要举的例子是邹忌进谏的故事。
邹忌是齐国大臣，他身高八尺有余，形貌迤逦。有一天，他问妻妾，他与当时人们公认的美男子徐公相比谁美，妻妾都说邹忌美。邹忌半信半疑。第二天，有位客人来访，他又问客人这个问题，客人也回答说邹忌很美，美过徐公。又过了几日，邹忌见到了徐公，相形之下，自愧弗如，深夜独思，才明白：“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偏爱我）；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害怕我）；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他以自己的这一经历进谏齐王：您作为一国之王，宫内妃嫔没有不偏爱您的，左右大臣没有不怕您的，全国国民也都有求于您，那么他们平时也一定违心地奉承您，您大大地受蒙蔽了。于是齐王下令，鼓励进谏。结果，朝廷门庭若市。几年后，齐国不动一兵一卒，为诸侯所朝服。假如邹忌不注意进谏技巧，直着脖子硬谏，恐怕也要落个犯上杀头的结局吧！
二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以感动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东汉初，光武帝刘秀的大臣宋弘，向他推荐了当时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桓谭。这个桓谭不仅有哲学、经济头脑，而且弹得一手好琴。刘秀呢，正才歪用，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让其专业不对口。他只欣赏桓谭弹琴，却不在其他方面重用他。这使宋弘很失望，也很不高兴。一次，当刘秀大宴群臣，命桓谭弹琴助兴时，宋弘离席请罪，他说：“大王，我举荐桓谭，是为了让他以忠正之道辅佑君王您，可他却使您沉溺于风俗音乐，这是我的罪过。”聪明的光武帝听罢便明白了宋弘的意思，向宋弘道了歉，起用了桓谭。
在这里，宋弘表面上是指责自己举人不当，实际上是批评光武帝沉溺声色、浪费人才。用自责责人的批评技巧，既表现了宋弘的谦逊、从容，也给光武帝知错改错提供了一个台阶，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再举一个乐羊子妻的故事。
乐羊子家里日子过得很艰难，很长时间没有尝过肉味了。有一次，乐羊子的老母实在馋得忍耐不住，便偷了邻家的一只鸡杀掉，煮了一盆鸡肉在吃饭时端了上来。乐羊子妻见状，心里很不是滋味，便流着泪自责说：“都怪我没有把婆婆侍奉好，才使我家的饭桌上摆上了别人家的鸡肉。”婆婆听后也感到羞愧万分，连忙端着鸡肉上邻居家赔礼道歉。
这是通过曲折隐晦的语言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意见暗示或提醒给对方。这种语言方式既可达到批评教育的目的，又可避免难堪的场面。
19世纪，一个作曲家带着一份七拼八凑的乐曲手稿来到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家里请教。在演奏过程中，罗西尼不停地脱帽。那位作曲家间他：“屋里是不是太热了？”罗西尼回答：“不，我有见熟人脱帽的习惯。在阁下的曲子里，我碰到那么多熟人，不得不连连脱帽。”罗西尼巧妙地用“那么多熟人”来暗示曲子缺乏新意，抄袭太多，既含蓄地向对方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又不伤情面，达到了批评的目的。
一般场合下，如果对方犯的不是原则性错误，我们就没有必要“真刀实枪”地正儿八经地进行批评。我们可以采用不指名道姓的方式，用温和的语言，只点明问题；或者是用某些事物对比、影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点到为止”，起到一个提示作用。
据贞观史话记载，李世民在公元637年颁布唐律唐令，执法严明，对官员的过失斥责得也很严厉。开国功臣尉迟敬德，居功自傲。在出席宫廷宴会时，如果有人的座次在他之前，他就当众质问人家有什么功劳，“敢居我之上”。有一次，任城王李道宗劝他不要吵架，他竟勃然大怒，险些打瞎人家的眼睛，对此，李世民甚为不满。散席后，太宗提醒他，想一想韩信、彭越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被汉高祖杀掉。其警告果然有效，尉迟敬德吓得呆在家里，再三要求辞职，表示再也不寻衅闹事了。
提醒式的批评能够保持人的自尊心。当对方的错误一定需要指出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为他们的自尊心着想，尽量避免使他们难堪。若无其事地提醒他，就像提醒他忘了的事一样，最好不要暴露你对他的错误已经发现了，这是维护别人自尊心的良策。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据说，在一次欢迎美国客人的宴会上，我国政府曾拿出稀世国宝“九龙杯”为客人斟酒。谁知其中一位先生竟毫不客气，宴会后随手把九龙杯装进自己的提包，带出了宴会厅。这一举动非同小可，惹出了外交史上罕见的麻烦。如果不要回，那是一件稀世国宝，实在令人心痛；如果要，面对这尊贵的客人，又如何启齿？这可难坏了办事人员，只好反映给总理。周总理指示：不要直接去要，以免伤了面子，晚上再说。
在当晚的一场杂技表演中，有一个节目叫“智取九龙杯”。只见魔术师将手里的一只九龙杯晃了几下后宣称：现在我就将这只杯子送到一位先生的皮包里去，请诸位看仔细。白光一闪，杯子不见了。于是，魔术师指着那位先生的皮包说，现在九龙杯已跑到这位先生的提包里了，不信请这位先生打开提包。不用说，里面果真有一只九龙杯。就这样，稀世国宝被收回了，一件外交史上的罕见的麻烦，被戏剧性地解决了。
批评是针对对方的错误而言的，错误的改正还是要靠“内因”起决定作用，而批评者的“外因”只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改正错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自己的“良知”。所以，高明的批评者，总是会循循善诱，启发别人的自我觉悟。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非常精通启发式的批评艺术，对犯了错误的学生一般不当面训斥、指责。他通常是叫犯了过失的人，晚上到他的办公室谈话。犯过失的人，从接到通知到晚上这段时间，心情忐忑不安，或苦苦思索，或找朋友谈心，在这段时间就可能找到正确答案。到晚上谈话时，如果马卡连柯断定，犯过失的人确实已经醒悟，就不再费口舌了，往往只说一句：“好了，回去吧！”这样，犯过失的人一下子卸掉自己身上的“包袱”，再度陷入思索之中，激起奋发向上的勇气。这种批评的效果，往往是直接批评所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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