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交际过程中，对方的要求可能是合理的、正当的，是我们可以办得到的或能够给予明确答复的，但也有一些要求是不合理、不正当的，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的。譬如，有人邀请你，但是邀请的原因或地点你却认为不到场为好；有人求你办事，你却无能为力；有人向你借钱，但你知道借钱给他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有人向你表白，可你却不感兴趣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使对方满意，拒绝是不可避免的。
遭到别人的拒绝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还可能在心中产生不快、失望。这种不快、失望的程度与人们拒绝时的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有密切的关系。遭到拒绝是很正常的事，但“不，不行”、“不知道”、“没有”等冷冰冰的、硬邦邦的回答，必然增加对方心中的不快和失望。巧妙的、婉转的拒绝，不仅可使这些不快和失望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还会得到对方的谅解和认可。所以，拒绝也要讲究艺术和技巧。
对于那些通情达理的人，一般都可用此法。不过，在解释时，应当态度诚恳、言词恳切，以争取对方对你所处处境的同情。如适逢周末，同事约你出去游玩，你可对他讲：“我已约好朋友相聚，等再找个时间我约大家一起出去吧！”在这里，态度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你的理由充分、态度恳切，因此相信别人会接受你的建议的。但是如果你说：“不行，我很忙，明天又有客人到我家，哪有空去啊！”这样，虽然也把理由说出来了，但由于态度生硬，对方依然会不高兴。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拒绝方法。如果拒绝的理由不太好说或者自己本来就不愿意答应对方，那么就可采取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有两种形式：一是借他人之口加以拒绝。一次会议上，小王负责会议的有关材料。一位熟人来到办公室，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堆会议材料，便问小王能不能给他一份。小王说：“等我请示一下领导再说。”实际上就是不想给他。尽管朋友心中可能也不满意，但总比直接听到“不行”的回答减少了几分不快。二是拖延时间。别人求你办事，如果你不想办或有困难，可以说“我尽力帮你办”或“等研究研究再说吧”。而不要一口回绝“不行，我办不了”。
当对方的要求过分或想拒绝对方的要求又不便说明原因时，可以寻找一个适当的借口。
例如，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给别人介绍了对象，双方见面后女方觉得不合适，当面拒绝又不礼貌，所以女方就可能找出好多理由来：像要问问家里的意见啦；最近很忙，没空再与男方见面啦；自己条件不好，感觉配不上对方啦等等，理由都是从女方自己找原因，并没有说男方的任何坏话或不好，但聪明的人一听就知道是女方对小伙子不满意。
一般来说，借口都是假的，但在表达时却基本上都能自圆其说，令人相信。如在一些应酬场合，我们看到不想喝酒的人往往以自己身体不适、吃饭后还有事等借口来开脱，也往往得到人们的同情；而在舞场上，不愿意与某个人跳舞，那就等他来邀请时，用“我现在累了，想休息一下”来搪塞，既达到了拒绝的目的，又不伤别人的自尊心。
《红楼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也是找借口的好例子。
林黛玉到荣国府后，马上就拜见了大舅母邢夫人。邢夫人苦留黛玉吃晚饭。黛玉答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赐去不恭，异日再领，未为不可，望舅母容谅。”
到大舅母家，主人赐饭，吃与不吃，确是难题。吃吧，天色已晚，不能再去拜见二舅，不吃吧，又有不识抬举之嫌。黛玉的选择还是不吃，因为是要去拜见二舅；这一点大舅挑不出什么理来。因为到了大舅你这里来，就不能不到二舅那里去。至于赐饭嘛，还是要领的，只不过是异日再领。这一进一退，说得两全其美，各方满意，让人听了很舒服。
当对方提出的问题不好回答但又不能不回答时，可用与对方所提问题相邻近的问题来回答。
譬如，本世纪50年代的一天，北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在介绍完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后，周恩来总理请记者们提问题。记者们的问题大都友好而和善，风度翩翩地周总理自信谦和地回答着他们的提问。但这时，一位西方记者站了起来：“请问总理先生，中国有没有妓女？”
这显然是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几秒钟内，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周总理，很多人为他捏着一把汗，场上鸦雀无声。可是，周总理却很镇静，他略停了一下，坦然、正色地答道：“有！”
几乎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中国不是早就宣布是没有妓女的国家吗，怎么中国总理反而说有呢？惊奇、不解等各种心理都有，场上微微有点骚动。
但紧接着，周总理答道：“在中国的台湾省。”
这个回答，既应付了不友好的提问，又使国际社会看到中国领导人的沉着机智，还向世界表明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有妓女，当然也就是中国有妓女；如果台湾有妓女，而说中国没有妓女，不是将台湾排除在中国之外吗？因此，周总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又有记者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众所周知，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并不富有，这一句问话既含有讥笑我国经济贫乏之意，又涉及到国家机密。周总理却轻松诙谐地答道：“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记者们全都一脸茫然，不知什么意思。周总理接着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一番妙答语惊四座，激起全场听众更加热烈的掌声。
在这里，周总理巧妙地把提问中的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总额转换成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面额，来了个移花接木。这样，既拒绝了对资金总额这一敏感问题的回答，又不破坏招待会的和谐气氛。
1986年亚洲学生辩论会的决赛中，中国内地学生与香港学生争夺冠军。香港学生作为正方，其论题是“发展旅游事业好”；而大陆学生作为反方，对这一论题如果赞成，则意味着认输；而反对理由又不足。结果大陆学生的论题就围绕着“如果不分时间、环境，盲目地发展旅游则是有害的”。这里，大陆学生用的就是“移花接木”的语言艺术，把“发展旅游事业好”的论题转换为“发展旅游事业要适度”。这样，既回避了直接表示赞成或反对，又不影响辩论会的气氛。
诱导对方自我否定的语言形式，通常是先用提问的方式使对方作出回答。而对方的回答应是预料中的，也正是自己要说的话，只是借对方的口说出来而已，以达到拒绝的目的。
罗斯福当美国总统之前，曾在海军担任要职。一天，一位朋友问起海军在加勒比海一个小岛建立潜艇基地的计划。罗斯福向四周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你能保密吗？”朋友说：“当然能。”罗斯福接着说：“我也能。”
对方的提问无非是想借你的口证明点什么，那么将这一问题再返回去，对双方都可以接受。朋友的问题涉及到军事机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也知道他的问题很可能遭到拒绝。对这样的问题一般的回答是：“对不起，事关机密，我不能说。”但这样就显得生硬。罗斯福没有这样回答，而是先来了个诱导，要朋友承诺保密，然后说，我也要和你一样保守机密，这样就堵住了朋友追问下去的路。
1972年5月，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刚刚签署，基辛格在莫斯科一家旅馆向随行的美国记者团介绍情况。当谈到“苏联生产导弹的速度大约每年250枚”时，一位记者问：“我们的情况呢？我们有多少潜艇导弹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有多少民兵导弹在配置分导式弹头？”基辛格回答说：“我的苦处是数目我虽知道，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保密。”记者连忙说：“不是保密的！”“不是保密的吗？”基辛格立刻反问道：“那么请你告诉我是多少呢？”记者顿时傻了，只得嘿嘿一笑了之。
就是对别人的问题故意回答不相符的答案，这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也可起到拒绝的作用。
1928年2月，由于叛徒的告密，年仅28岁的共产党员夏明翰不幸被捕，敌人用尽种种刑法，都不能使他屈服，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
“你姓什么？”
“姓冬。”
“胡说，你明明姓夏，为什么乱讲？”
“我是按照你们国民党的逻辑在跟你们说话。你们都是这样：把黑说成白，把天说成地，把杀人说成慈善，把卖国说成爱国。我姓夏，就应该说成姓冬！”
“多少岁？”
“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万万岁。”
“籍贯？”
“革命者四海为家，我们的籍贯是全世界。”
“宗教信仰？”
“我们共产党人不信神不信鬼。”
“那么，你没有信仰罗？”
“有信仰。我信仰马克思主义！”
“你究竟知不知道你们的人在哪里？”
“知道。”
“在哪里？都在我心里。”
这段对话，显然带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但这是一段很精彩的语言表达。夏明翰没有正面回答敌人的问题，而是把敌人所间的话引申开来，利用问题中的词句的特点，加以发挥，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抒发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从而使自己由被动转为主动。
这是对对方的问题不直接回答，而是把问题再还给对方，让对方自己去找答案。
1965年9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中国的第三颗原子弹什么时候爆炸？陈毅回答说：“中国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全场哄然大笑。
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日本记者的提问是符合外交规则和礼仪的。虽然他问的是一个属于保密范围的问题，但如果简单地以“无可奉告”作答，却是不礼貌的。陈毅用风趣的语言，回避了这个问题，把寻找答案的使命推还给那位记者先生。从形式上看，他似乎已作了非常认真而有礼貌的回答，因为公报上将会说明爆炸时间，但事实上，他的回答是没有记者所期待的任何新信息的“废话”。
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在汉城举行。第二批中国奥运代表团到达汉城时，记者纷纷问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中国能拿几块金牌？”、“中国能超过韩国吗？”李梦华答道：“10月2日以后，你们肯定能知道。”(10月2日是奥运会闭幕的日子——编者注）
有时对方提出的要求或所说的话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一时还不能满足对方，或不能一开始就拒绝对方，这时一般情况下可先尊重对方的愿望，对对方的建议或要求给予肯定，使其在精神上得到部分满足，然后再尽可能委婉地讲清无法接受的理由，巧妙地予以拒绝，以减少因拒绝产生的不快和失望。在语言表达上这种方法一般采用“先肯定后否定”的形式。
例如，一位企业家想与一位教授交朋友。企业家热情地说：“今晚6点，我想请您到珍珠酒家共进晚餐，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可这位教授正好晚上有事，实在抽不出时间前去，于是他带着歉意说：“对你的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可是我正忙于准备明天的讲稿，实在无法脱身，十分抱歉！”他的拒绝是有礼貌而且使双方都很愉快的，但又是那么干脆，不容对方再邀请。
一家公司的经理对一家工厂的厂长说：“我们两家搞联营，你看怎么样？”厂长回答：“这个设想很不错，只是目前我们厂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这样，既拒绝了对方，又给自己留了后路。
就是向对方提出一系列的难题，当对方没法解决时，你就可悄然而退了。
清真寺阿訇请阿凡提去讲道。阿凡提不想去，但不去又可能得罪寺里的人物，对自己以后的为人处世也不利。于是，阿凡提就故意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三难推理”开了个玩笑，使自己既不用讲道而众人又无可奈何。
阿凡提走上讲台对大家说：“我要跟你们讲什么，你们知道吗？”
“不，我们不知道。”大家答道。
“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的人，还说什么呢？”阿凡提说完，走下讲台回家去了。
第二天，阿凡提又被请到清真寺来，他在讲台上问：“我要跟你们讲什么，你们知道吗？”学乖了的人们马上齐声答道：“知道。”“你们既然都知道了，那我还说什么呢？”阿凡提又走了。
当阿凡提第三次登上讲台，又把上两回的问话重问了一遍。人群中一半高喊：“知道，知道。”另一半则大嚷：“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满以为这下可以难倒阿凡提了。谁知阿凡提笑了笑说：“那么，让知道的那一半人讲给不知道的另一半人听好了。”说完扬长而去。听讲的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
我们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交际过程中，对方的要求可能是合理的、正当的，是我们可以办得到的或能够给予明确答复的，但也有一些要求是不合理、不正当的，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的。譬如，有人邀请你，但是邀请的原因或地点你却认为不到场为好；有人求你办事，你却无能为力；有人向你借钱，但你知道借钱给他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有人向你表白，可你却不感兴趣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使对方满意，拒绝是不可避免的。
遭到别人的拒绝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还可能在心中产生不快、失望。这种不快、失望的程度与人们拒绝时的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有密切的关系。遭到拒绝是很正常的事，但“不，不行”、“不知道”、“没有”等冷冰冰的、硬邦邦的回答，必然增加对方心中的不快和失望。巧妙的、婉转的拒绝，不仅可使这些不快和失望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还会得到对方的谅解和认可。所以，拒绝也要讲究艺术和技巧。
对于那些通情达理的人，一般都可用此法。不过，在解释时，应当态度诚恳、言词恳切，以争取对方对你所处处境的同情。如适逢周末，同事约你出去游玩，你可对他讲：“我已约好朋友相聚，等再找个时间我约大家一起出去吧！”在这里，态度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你的理由充分、态度恳切，因此相信别人会接受你的建议的。但是如果你说：“不行，我很忙，明天又有客人到我家，哪有空去啊！”这样，虽然也把理由说出来了，但由于态度生硬，对方依然会不高兴。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拒绝方法。如果拒绝的理由不太好说或者自己本来就不愿意答应对方，那么就可采取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有两种形式：一是借他人之口加以拒绝。一次会议上，小王负责会议的有关材料。一位熟人来到办公室，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堆会议材料，便问小王能不能给他一份。小王说：“等我请示一下领导再说。”实际上就是不想给他。尽管朋友心中可能也不满意，但总比直接听到“不行”的回答减少了几分不快。二是拖延时间。别人求你办事，如果你不想办或有困难，可以说“我尽力帮你办”或“等研究研究再说吧”。而不要一口回绝“不行，我办不了”。
当对方的要求过分或想拒绝对方的要求又不便说明原因时，可以寻找一个适当的借口。
例如，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给别人介绍了对象，双方见面后女方觉得不合适，当面拒绝又不礼貌，所以女方就可能找出好多理由来：像要问问家里的意见啦；最近很忙，没空再与男方见面啦；自己条件不好，感觉配不上对方啦等等，理由都是从女方自己找原因，并没有说男方的任何坏话或不好，但聪明的人一听就知道是女方对小伙子不满意。
一般来说，借口都是假的，但在表达时却基本上都能自圆其说，令人相信。如在一些应酬场合，我们看到不想喝酒的人往往以自己身体不适、吃饭后还有事等借口来开脱，也往往得到人们的同情；而在舞场上，不愿意与某个人跳舞，那就等他来邀请时，用“我现在累了，想休息一下”来搪塞，既达到了拒绝的目的，又不伤别人的自尊心。
《红楼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也是找借口的好例子。
林黛玉到荣国府后，马上就拜见了大舅母邢夫人。邢夫人苦留黛玉吃晚饭。黛玉答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赐去不恭，异日再领，未为不可，望舅母容谅。”
到大舅母家，主人赐饭，吃与不吃，确是难题。吃吧，天色已晚，不能再去拜见二舅，不吃吧，又有不识抬举之嫌。黛玉的选择还是不吃，因为是要去拜见二舅；这一点大舅挑不出什么理来。因为到了大舅你这里来，就不能不到二舅那里去。至于赐饭嘛，还是要领的，只不过是异日再领。这一进一退，说得两全其美，各方满意，让人听了很舒服。
当对方提出的问题不好回答但又不能不回答时，可用与对方所提问题相邻近的问题来回答。
譬如，本世纪50年代的一天，北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在介绍完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后，周恩来总理请记者们提问题。记者们的问题大都友好而和善，风度翩翩地周总理自信谦和地回答着他们的提问。但这时，一位西方记者站了起来：“请问总理先生，中国有没有妓女？”
这显然是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几秒钟内，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周总理，很多人为他捏着一把汗，场上鸦雀无声。可是，周总理却很镇静，他略停了一下，坦然、正色地答道：“有！”
几乎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中国不是早就宣布是没有妓女的国家吗，怎么中国总理反而说有呢？惊奇、不解等各种心理都有，场上微微有点骚动。
但紧接着，周总理答道：“在中国的台湾省。”
这个回答，既应付了不友好的提问，又使国际社会看到中国领导人的沉着机智，还向世界表明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有妓女，当然也就是中国有妓女；如果台湾有妓女，而说中国没有妓女，不是将台湾排除在中国之外吗？因此，周总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又有记者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众所周知，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并不富有，这一句问话既含有讥笑我国经济贫乏之意，又涉及到国家机密。周总理却轻松诙谐地答道：“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记者们全都一脸茫然，不知什么意思。周总理接着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一番妙答语惊四座，激起全场听众更加热烈的掌声。
在这里，周总理巧妙地把提问中的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总额转换成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面额，来了个移花接木。这样，既拒绝了对资金总额这一敏感问题的回答，又不破坏招待会的和谐气氛。
1986年亚洲学生辩论会的决赛中，中国内地学生与香港学生争夺冠军。香港学生作为正方，其论题是“发展旅游事业好”；而大陆学生作为反方，对这一论题如果赞成，则意味着认输；而反对理由又不足。结果大陆学生的论题就围绕着“如果不分时间、环境，盲目地发展旅游则是有害的”。这里，大陆学生用的就是“移花接木”的语言艺术，把“发展旅游事业好”的论题转换为“发展旅游事业要适度”。这样，既回避了直接表示赞成或反对，又不影响辩论会的气氛。
诱导对方自我否定的语言形式，通常是先用提问的方式使对方作出回答。而对方的回答应是预料中的，也正是自己要说的话，只是借对方的口说出来而已，以达到拒绝的目的。
罗斯福当美国总统之前，曾在海军担任要职。一天，一位朋友问起海军在加勒比海一个小岛建立潜艇基地的计划。罗斯福向四周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你能保密吗？”朋友说：“当然能。”罗斯福接着说：“我也能。”
对方的提问无非是想借你的口证明点什么，那么将这一问题再返回去，对双方都可以接受。朋友的问题涉及到军事机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也知道他的问题很可能遭到拒绝。对这样的问题一般的回答是：“对不起，事关机密，我不能说。”但这样就显得生硬。罗斯福没有这样回答，而是先来了个诱导，要朋友承诺保密，然后说，我也要和你一样保守机密，这样就堵住了朋友追问下去的路。
1972年5月，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刚刚签署，基辛格在莫斯科一家旅馆向随行的美国记者团介绍情况。当谈到“苏联生产导弹的速度大约每年250枚”时，一位记者问：“我们的情况呢？我们有多少潜艇导弹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有多少民兵导弹在配置分导式弹头？”基辛格回答说：“我的苦处是数目我虽知道，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保密。”记者连忙说：“不是保密的！”“不是保密的吗？”基辛格立刻反问道：“那么请你告诉我是多少呢？”记者顿时傻了，只得嘿嘿一笑了之。
就是对别人的问题故意回答不相符的答案，这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也可起到拒绝的作用。
1928年2月，由于叛徒的告密，年仅28岁的共产党员夏明翰不幸被捕，敌人用尽种种刑法，都不能使他屈服，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
“你姓什么？”
“姓冬。”
“胡说，你明明姓夏，为什么乱讲？”
“我是按照你们国民党的逻辑在跟你们说话。你们都是这样：把黑说成白，把天说成地，把杀人说成慈善，把卖国说成爱国。我姓夏，就应该说成姓冬！”
“多少岁？”
“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万万岁。”
“籍贯？”
“革命者四海为家，我们的籍贯是全世界。”
“宗教信仰？”
“我们共产党人不信神不信鬼。”
“那么，你没有信仰罗？”
“有信仰。我信仰马克思主义！”
“你究竟知不知道你们的人在哪里？”
“知道。”
“在哪里？都在我心里。”
这段对话，显然带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但这是一段很精彩的语言表达。夏明翰没有正面回答敌人的问题，而是把敌人所间的话引申开来，利用问题中的词句的特点，加以发挥，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抒发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从而使自己由被动转为主动。
这是对对方的问题不直接回答，而是把问题再还给对方，让对方自己去找答案。
1965年9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中国的第三颗原子弹什么时候爆炸？陈毅回答说：“中国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全场哄然大笑。
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日本记者的提问是符合外交规则和礼仪的。虽然他问的是一个属于保密范围的问题，但如果简单地以“无可奉告”作答，却是不礼貌的。陈毅用风趣的语言，回避了这个问题，把寻找答案的使命推还给那位记者先生。从形式上看，他似乎已作了非常认真而有礼貌的回答，因为公报上将会说明爆炸时间，但事实上，他的回答是没有记者所期待的任何新信息的“废话”。
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在汉城举行。第二批中国奥运代表团到达汉城时，记者纷纷问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中国能拿几块金牌？”、“中国能超过韩国吗？”李梦华答道：“10月2日以后，你们肯定能知道。”(10月2日是奥运会闭幕的日子——编者注）
有时对方提出的要求或所说的话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一时还不能满足对方，或不能一开始就拒绝对方，这时一般情况下可先尊重对方的愿望，对对方的建议或要求给予肯定，使其在精神上得到部分满足，然后再尽可能委婉地讲清无法接受的理由，巧妙地予以拒绝，以减少因拒绝产生的不快和失望。在语言表达上这种方法一般采用“先肯定后否定”的形式。
例如，一位企业家想与一位教授交朋友。企业家热情地说：“今晚6点，我想请您到珍珠酒家共进晚餐，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可这位教授正好晚上有事，实在抽不出时间前去，于是他带着歉意说：“对你的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可是我正忙于准备明天的讲稿，实在无法脱身，十分抱歉！”他的拒绝是有礼貌而且使双方都很愉快的，但又是那么干脆，不容对方再邀请。
一家公司的经理对一家工厂的厂长说：“我们两家搞联营，你看怎么样？”厂长回答：“这个设想很不错，只是目前我们厂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这样，既拒绝了对方，又给自己留了后路。
就是向对方提出一系列的难题，当对方没法解决时，你就可悄然而退了。
清真寺阿訇请阿凡提去讲道。阿凡提不想去，但不去又可能得罪寺里的人物，对自己以后的为人处世也不利。于是，阿凡提就故意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三难推理”开了个玩笑，使自己既不用讲道而众人又无可奈何。
阿凡提走上讲台对大家说：“我要跟你们讲什么，你们知道吗？”
“不，我们不知道。”大家答道。
“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的人，还说什么呢？”阿凡提说完，走下讲台回家去了。
第二天，阿凡提又被请到清真寺来，他在讲台上问：“我要跟你们讲什么，你们知道吗？”学乖了的人们马上齐声答道：“知道。”“你们既然都知道了，那我还说什么呢？”阿凡提又走了。
当阿凡提第三次登上讲台，又把上两回的问话重问了一遍。人群中一半高喊：“知道，知道。”另一半则大嚷：“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满以为这下可以难倒阿凡提了。谁知阿凡提笑了笑说：“那么，让知道的那一半人讲给不知道的另一半人听好了。”说完扬长而去。听讲的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