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反击的技巧,反击的技巧

人生在世，难免会与别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或冲突。在处理这些矛盾或冲突时，我们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豁达大度、虚怀若谷。但是，宽容并不是纵容，谦和也决非懦弱。每个人都有自尊自强的需要，每个人都有维护人格、国格、组织信誉的义务。因而，当交际已超出了它应有的范围、程度、深度，当交际出现了明显的对己不利的偏向或局面时，当对方颠倒黑白、无理取闹甚至居心叵测，进行挑衅时，我们就要进行有力的反击。

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怕影响彼此间的友谊、怕得罪人，绝不是可取之策，这很容易被人看作是容易欺负。但向对方大打出手，又不是社交所提倡的。可取的办法就是别人摇唇鼓舌来攻击我，我亦反唇相讥之。在对方的攻击过程中，避其锋芒、攻其虚处，达到转守为攻、以攻为守的目的。

反击也是一门艺术，也要有很高的技巧。反击既要抓住时机，又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否则，就跟“泼妇骂街”没什么区别。反击的技巧主要有以下几点。

菲律宾曾有个著名的外交家罗慕洛，在巴黎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同原苏联的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发生了激辩。由于罗慕洛在发言中讥讽维辛斯基的建议是“开玩笑”，于是惹恼了维辛斯基，他非常轻蔑地对罗慕洛说：“你不过是个小国家的小人罢了。”

的确，罗慕洛的个子不高，穿起鞋来才只有1. 63米。但正是这个矮个，却做出了许多高个都无可企及、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所以他从来不因个矮而自卑，而是“愿意生生世世为矮人”。而维辛斯基的这番话不仅污辱了他的人格，而且更重要的是污辱了他的国格，把他的国家说成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因此，罗慕洛不等维辛斯基把话说完，就跳起来告诉联大代表和所有在场国家的代表说：“维辛斯基对我的形容是正确的。”接着他把话锋一转：“此时此地，把真理之石向狂妄的巨人眉心掷去——使他的行为有所检点，是矮子的责任。”意思是说，虽然我个子矮，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污辱我不要紧，但决不能污辱我的国家。罗慕洛的反击维护了他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尊严，激起了会场上的热烈掌声。

萧伯纳是爱尔兰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中写了51个剧本、5部小说和其他多种著作。他的剧作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894年，他的新作《武器与人》问世了。首次公演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萧伯纳终场时应邀上台同观众见面。岂料他刚走上讲台，就有一个人大唱反调，他声嘶力竭地喊道：“萧伯纳，你的剧本糟透了，谁要看！收回去，停演吧！”

满场的观众大为惊讶，也替萧伯纳捏了一把汗。场面尴尬极了，观众们以为萧伯纳准会气得发抖。但是，萧伯纳并没有生气，反而满面笑容地鞠了一躬，温和地、彬彬有礼地对台下说：“是的，我的朋友，你说得好，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他先用“是的”同意对方的意见，但是，接着话锋一转，指着广大观众说：“但遗憾的是，我们两个人反对这么多观众有什么用呢？我们能禁止这剧本的演出吗？”全场哄笑，随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萧伯纳对一个反对派所说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反调，本来是没有什么一致之处的。但是他却“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是真的同意吗？我们认为，萧伯纳在这里运用的手法是：一是表示谦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人无论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都不应当自负、自夸”；另一方面，萧伯纳也有自己的考虑：用自嘲的办法，把自己同那位反对者划到一起，以引起“我们两个人”与广大观众的对立，进而形成鲜明的对比，谁对谁错，一目了然。

记得拳王阿里有一句话：站稳了让对方去打，等他打累了，他自然会倒下。在交际中，任何人都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但当攻击者山穷水尽时，反击便易如反掌了。

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墨子听说楚王准备派公输盘攻打宋国，便风尘仆仆地赴楚劝阻。为了说服楚王，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与公输盘来了场模拟军事演习。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械变，子墨子九拒之”。结果，公输盘机关用尽，墨子守卫有余。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之际，公输盘耍了个滑头：“我知道如何对付你，我不说。”墨子接着说：“我也知道你将如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问他们原因，墨子已明白公输盘无力进攻，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这最后一着也不过是想杀死我，以除后祸，不过，我正告你们，我的学生禽滑厘正与三百人在宋国只待楚寇，为和平而战。

公输盘丧失了所有的进攻能力。亲眼看着这一幕表演的楚王只好表示“吾请无攻宋矣”。

我们都知道我国古代的“自相矛盾”的故事。我们可利用对方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语言露出破绽的时机，进行反击。

1917年10月的一天中午，马雅可夫斯基在彼得堡的涅夫斯基大街上散步，恰遇一个头戴小帽、手拎钱袋的女人，正在对聚拢在她周围的市民，用荒谬的谣言中伤布尔什维克“是土匪、是强盗，他们整天杀人、放火、抢女人……”

马雅可夫斯基听了火冒三丈，当即用他有力的双手拨开人群，径直冲到那个女人面前，大声喊道：“抓住她！她昨天把我的钱包偷跑了！”

“你说哪儿话？”那个女人惊慌失措地争辩道：“你搞错了吧？”

“没错，”马雅可夫斯基一本正经地对围观的人们说，“就是这个戴着黄花帽子的女人，偷了我25个卢布。”

听了这话，围观的人们纷纷讥笑那女人，随之四散而去。

马雅可夫斯基在这里用的就是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坏女人造谣污蔑布尔什维克，如果上去反驳她，道理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清楚，因此，马雅可夫斯基就干脆也造谣污蔑这个女人是小偷，使人们一下子对她的人品产生怀疑，从而对其所说的话也就不相信了。

国外还有一则笑话，说的是这样一件事：

一个小偷在法庭上被判处三年徒刑。小偷不服，对法官说：“我偷了东西不假，但那不是我的全部身体去偷的，而是我的右手偷的。”法官随即反驳道：“我们判你罪，也不是让你全部身体去坐牢，而只是让你的右手去坐牢。”试想，谁还能为了逃避坐牢而把自己的右手砍下来吗？

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一位诗人给中国作家蒋子龙出了道难题。他说：“把一只3公斤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1公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蒋子龙分析了对方的提问意图：他并不是让你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考你的应变能力，考考你的智力。所以蒋子龙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这样说：“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装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

有时，遇到别人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就可利用他的攻击点，机智地进行反击。

俄罗斯著名作家克雷洛夫，身材较胖，面色较黑。一天，他在郊外散步，遇到两位花花公子。其中一位笑着嘲讽克雷洛夫的相貌：“看，来了一朵乌云。”克雷洛夫并没有生气，而是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片“乌云”，进而进行反击：“怪不得癞蛤蟆开始叫了！”克雷洛夫的话很明白：如果我是“乌云”，那么你就是“癞蛤蟆”了。所以，那两个无礼之徒听了这话以后，自感无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德国作家歌德也是深谙此道的好手。有一次，他在公园的一条仅能容纳一人通过的小路上，遇到了一位批评家。这位批评家傲慢地说：“我从来不给傻子让路。”歌德机智地回答：“我恰恰相反。”说完，他退到一边，给那人让了路。

克雷洛夫和歌德都没有改变对方的话题，只是巧妙地顺应对方，机智地进行了反击，使对方处于难堪的位置。

爱尔兰作家萧伯纳也是幽默讽刺的行家里手。萧伯纳是个有名的瘦子。一次，他遇到一位胖得出奇的资本家，那人嘲笑说：“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世界在闹饥荒。”意指萧伯纳总吃不饱，瘦得很难看。而萧伯纳则反唇相讥：“而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世界闹饥荒的原因。”意指正因为像你这样的人的剥削，世界才出现了饥荒现象。前者只说出了现象，后者则更胜一筹，将对方的命题进一步发挥，而且反守为攻，给对方以反击。

我国古代也留下了许多有名的智慧故事，其中不乏类似的反击技巧。

一天，苏东坡对好友佛印开起玩笑来，说：“诗人讲求诗中的对偶，常用禽兽与和尚相对。”佛印问：“何以为证？”苏东坡举出贾岛的诗为例：

“鸟宿池树边，僧敲月下门。”

佛印说：“今日我可是与先生相对，不知是否同属一例呢？”

苏东坡与佛印的话，都是意在不言中：苏东坡是利用对仗的词性相对，“鸟”对“僧”，飞禽对走兽，意在开玩笑地骂佛印为“禽兽”。佛印岂有不知之理？他的回敬，则利用了“相对”的歧义、歧解，从人的“相对”，说到诗的“相对”，再说到既然你说“和尚”经常与“禽兽”相对，那么，今天我这个和尚可是和你相对的，“不知是否同属一例？”反戈一击，让苏东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美国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参加总统竞选的人的演讲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他们常利用对方的弱点进行攻击，也进行反击。里根与卡特竞选总统时，里根之所以获胜，与其一次有效的反击是分不开的。

这次反击，里根抓住了时任总统的卡特政府当政时的四点不利于民的失误。他在演讲中请选民们思考四个问题。他说：“请你们想一想，你的生活是不是比四年前改善了？你到商店买东西是不是比四年前方便了？美国的失业人数是不是比四年前减少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不是比四年前更受尊重了？”反击的结果，支持里根者上升到67%，支持卡特者下降到30％。竞选结果不言而喻。里根间的四点恰恰是卡特最致命也是最明显的失误。里根抓住了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赢得民心，最终将卡特赶出了白宫。

逻辑方法是进行反击时常用的一种方法，它不仅可以使我们的论证更加严密，而且可以使我们由被动转向主动。比如类比推理方法。

30年代的香港，曾有一桩著名的诉讼案。案情是这样的：英国商人威尔斯，向中方茂隆皮箱行订购了3000只皮箱。临到取货时，威尔斯不仅不想付款，还节外生枝地说由于皮箱内层有木材，不能算是皮箱。于是他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50％的损失。

当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法院当然是偏向英国商人的。因此，中方皮箱行要取胜这场官司是不容易的。形势很严峻。中方律师罗锦文仗义执言，出庭为被告辩护。

罗锦文在法庭上，取出一只金怀表问法官：“法官先生，这是什么表？”

法官愣了一下，说：“这是伦敦名牌金表。可是，这与本案无关系。”

“有关系。”罗锦文坚持说。他继续问道：“这是金表，事实没有人怀疑。但是，请问，内部机件都是金制的吗？”

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金表并不全是金制的，内部机件尤其如此。法官感到中了律师的圈套了。既然英国制造的金表可以不全是金的，为什么中国制造的皮箱就不可以不全是皮的呢？

所以，罗锦文律师穷追不舍地说：“既然没有人否定金表的内部机件可以不是金做的，那么茂隆行的皮箱案，显然是原告无理取闹，存心敲诈而已。”对方无言以对，官司以被告的胜利而告终。

当对方故意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或问题，从正面阐述道理一时难以驳倒对方或对方的问题根本就带有挑战或污辱性，就可采用牵连法，抓住事物之间的对应连带关系，提出一个关联性命题，把对方与他所提的问题连在一起，将其置于难堪的位置。

50年代初，我国某代表团出访西方一个国家，一个西方记者向代表团团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听说你们国家男女青年结婚之前没有见过面，是吗？”

从对方居高临下的态度、不无轻蔑的语气中，团长听出对方说话的味道不对，当即予以反驳：“是的，我们国家有的青年男女结婚之前未见过面（当时的我国农村还有包办婚姻），但是结婚后是天天见面；你们国家呢？结婚前是天天见面，结婚后是天天不见面，是不是呀？”

这位代表团团长对“结婚前”与“结婚后”，“天天见面”与“天天不见面”作了划分与易位，将两国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习惯做法和不同态度，作了深刻的揭示与鲜明的对比，既挫了对方的傲气，又长了自己的志气，其反击可说是深刻而有力。

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一生俭朴，常常戴一顶破帽子在街上溜达。有一天，一位不怀好意的人嘲笑他说：“你脑袋上边的那个玩意是什么东西，能算个帽子吗？”安徒生马上回敬一句：“你帽子底下那玩意是个什么东西，能算个脑袋吗？”

面对讽刺和挖苦，安徒生没有慌乱，他接过对方奚落自己的“帽子”的话题，对对方的话稍加变更，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假如我承认我脑袋上面的那个东西不是帽子，那么，你能承认你帽子下面的那个东西不是脑袋吗？他一针见血地讽刺对方无知到了没有脑袋的地步，比对方的问题要尖锐得多了。既然你对我无礼，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我国古代的雄辩家晏子，也是善于反击的高手。有一次，他出使楚国。楚人看他矮小，欲施羞辱，就打开大门旁边的狗门迎接晏子。晏子说：“出使狗国才从狗门进入，现在我出使的是楚国，不应该从狗门进去。”楚人只好请晏子从大门进去。晏子见到楚王，楚王说：“齐国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小无德的人作使臣呢？”晏子听齐王这样贬低和污辱自己及自己的国家，就反击道：“齐国派使臣有一个规定，不同的人朝见不同的国王。贤德的人朝见贤德的国王，不贤德的人朝见不贤德的国王。我最不贤德，就被派来朝见楚王。”楚王欲羞辱晏子，结果却被晏子羞辱了一番。

有一个村庄，人们在给一位99岁高龄的老人祝贺生日。一位与老人曾有过冲突的青年以向老人祝寿来表示自己的歉意：“衷心祝贺您99大寿。我希望明年能给您庆贺百岁大寿。”可是老人并不原谅这位青年，他故意说：“为什么不行呢？我看你的身体倒是挺棒的呢！”

老人并不是不知道青年人是在祝自己长寿，祝自己能活到100岁，但由于他对年轻人有意见，所以故意把对方的话进行曲解，变成了“我能活到100岁，而你身体也挺好的，到时也能给我来祝寿，除非是你自我感觉身体不允许”。